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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嚴耕望：歷史地理論文隨筆集

為了解決上海人口總數的問題，作者采詩 這樣論述：

　　嚴耕望有其扎實深厚的史學功底與優異數學才幹，並與最優秀的大師切磋，加上數十年持久地發狠努力，而成為數百年來庶幾難遇之史學巨擘。本書就帶你進入嚴耕望的史地世界。 　　◎嚴耕望能突破一生地域條件限制，以考證方式建構古代史地全貌，充滿精益求精的精神與韌性，值得後輩學習。 　　◎所謂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若無法兼得，嚴氏寧願靜坐書齋神遊千萬里，亦賞心樂事也；疫情時代，恐怕我們都需要一本書。 　　●嚴耕望之啟蒙或導引，讓自己在專注而研讀的路上， 　　看到了可能與之並行另一條路上的優美風景！ 　　二○一○年八月，忝為資深驢友去攀爬秦嶺北坡數十條溝峪的頭晚功課， 　　乃翻讀嚴耕

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相關部分，便進入嚴氏的世界。 　　嚴耕望全面評價並批評了陳寅恪，卻依然走乾嘉學派老路，又能知己知彼， 　　治史竟「竭澤而漁」，終將超越「全中國最博學」偉大史學家陳寅恪。 　　●在前賢大作上學習其精神與研究學問的路徑， 　　為其注釋，為其補充，或增進為學的進步，或糾正他者的胡說！ 　　作者從史學角度研究姓名學踰三十六年，嘗需旁及地名、地理， 　　而於二○一○年進入嚴氏的世界， 　　自二○一二年在《讀書》刊發〈世界一週〉後，研讀成果有： 　　從武漢大學抗戰時期稀有檔案中發現嚴耕望上大學註冊真名：嚴耕旺； 　　嚴氏高中時課外所讀著作之版本幾乎逐一輯錄之； 　　張成智在美

國曾對嚴氏說：與他是同班同學，究竟是否？ 　　錢鍾書注釋宋詩的一處小錯誤； 　　所謂蘇軾〈題女唱驛〉之題目，應校正為〈題女媧驛〉才對； 　　《清史稿·地理志》錯簡一例； 　　錢穆《史記地名考》初版之猜測。 　　鉤沉我國縣之歷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各個朝代縣之總數已逐一數清。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套書】：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為了解決上海人口總數的問題，作者FrankDikötter 這樣論述：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劃時代經典──人民三部曲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巨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記錄獨裁政權統治下的恐怖歷史 中國共產黨不願公開的殘酷真相 為當代中國人民發聲的重要巨著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45-1957〉   　　★《周日泰晤士報》年度歷史好書、入圍歐威爾獎★ 　　歷史傳記暢銷作家張戎：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以人民視角書寫中

國革命史的最新觀點！ 　　揭開毛澤東宣傳假面，還原中共建國真相！ 　　人民發聲的歷史，是正史難以承載的生命重量。 　　來自中國檔案館的大量證據，揭開黃金時代的恐怖真相！   　　中國共產黨將1949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解放後，廣大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共產黨政權建立不到十年，已經無人敢反對毛主席。   　　首當其衝的是地主，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土地改革

，其實是黨和窮人之間的血腥交易、一場精心策劃的殺戮，導致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接著是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目地是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甚至設定了殺人指標。為達成殺人指標，幹部們往往只是隨機挑選殺害對象，最後有將近兩百萬人遇害。然後是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多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談話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

，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作者馮客擷取近年才得以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所蒐集的數百份來自中國各檔案館、從未解密的檔案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輔以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那些早期的親歷者所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

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透過這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讀者獲致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穿透中共宣傳的表相，接櫫毛澤東政權下最慘烈的時代悲劇。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得獎作品★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鉅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一場奪去至少4500萬人性命的大饑荒，是天災還是人禍？ 　　一部傑出的歷史調查，揭示了世界歷史上最惡劣的罪行之一   　　「這本書比你讀過的任何一本書都要可怕，那些毫無人性的人，特別是被意識形態主宰的人，令每一頁都不忍卒睹……震懾人心……馮客為歷史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人——等他們有朝一日能夠讀到這本書時——做出了貢獻。」——《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中國近代史上最瘋狂、黑暗、悲慘的一頁 　　二十世紀最大人禍真相的解密與重構   　　1958至1962年，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毛澤東將全國推向大躍進的狂潮，企

圖以這種方式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這場試驗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馮客用精彩的文筆和豐富的細節，為我們呈現了一段被人們廣為猜測卻從未得知全貌的歷史。他查閱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檔案——不只中央檔案，還有各省省級檔案館，與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所藏資料，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祕密的民意調查與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檔案長久以來一直對外界保密，只有少數最受黨信任的歷史學者才能查閱，但在檔案法頒布之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

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方法。也是透過這些檔案，馮客得以拼湊出那段中國官方亟欲遺忘、不欲人知的過往。   　　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立刻引起國際間的重視與討論，更贏得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非小說類書獎——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後改稱巴美列．捷福獎 Baillie Gifford Prize）。評審團給予此書高度讚譽，有位評審稱「本書不僅在當下顯得重要，隨著中國在世界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更為人所重視，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變得更為重要。」另一位評審則稱，馮客之作完全改變了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認識。過去西方世界談論二十世紀獨裁政權帶來的災難，多半聚焦希特勒與

史達林，《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則讓許多西方讀者警覺，當代中國也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悲劇般的歷史。   　　當年的毛澤東想透過大躍進把中國提升為超級大國，並藉此向世人證明共產主義的力量，但終究痴人說夢，事與願違。然而在馮客之前，從未有人如此明確地證明這一點。大躍進運動最終發展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殺戮之一」——至少四、五千萬人因過度勞累、飢餓或遭毒打而死；不僅如此，它還造成人類歷史上對建築物最大規模的崩毀、對自然環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馮客透過龐雜檔案研究及內部人士採訪，以生動的敘述，把決策層的內幕與百姓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為死者和弱者發聲，這種寫法在同類題材的研究中絕無僅有，深

刻挖掘出最貼近史實的闃黑面貌，令人怵目驚心、更令人掩卷嘆息。   　　《毛澤東的大饑荒》是想要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必讀之作。本次推出的新譯本，全面改正了原譯本的錯誤與疏漏，也讓馮客的經典作品以更為貼近原作的模樣，忠實呈現於中文世界的讀者面前。幾十年過去了，但往事並未如煙，當年那段時代的黑暗、政治的瘋狂，以及許許多多消逝在歷史中的無辜生命，都將因馮客的書寫而被世人所記憶。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2016年《金融時報》最佳歷史類選書★ 　　檢視中國社會底層如何經歷了一場文革魔幻之旅 　　更重要的是，埋葬了毛澤東主義。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王榮芬   　　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普遍中國人民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當革命猛力搖撼建國以來形成的種種基層集體組織和權力結構時，計畫經濟體系也意外地隨之崩潰，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結果

。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就是要描述這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何發生？如何演變？留下了什麼樣的創傷和遺產？本書是從中國基層人民角度，揭露1962至1976年間，他們所經驗過的文化大革命真相。這種從人民歷史角度出發的書寫，有異於過去的一般研究。本書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在這本書是首度被使用，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關於文革的回憶錄，自費出版的「自印書」（由基層黨員、甚至普通民眾執筆撰寫，提供了官方記載中看不到的視角）、訪談

紀錄等。本書嘗試將「大歷史的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的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認為毛澤東時期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了一個與毛澤東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   　　馮客在《文化大革命》書裡提出，史達林過世之後，毛澤東相信自己應該已經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了證明這

一點，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結果引來一場慘痛的失敗，許多同志和老戰友都認為毛澤東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毛澤東為此憤恨難平，經過幾年思考之後，他再度出手，於1966年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源於毛澤東個人積怨憤怒的政治運動，他號召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沒有人知道何時開始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階級敵人」，而且讓紅衛兵的矛頭指向他想要報復的政敵。   　　但是他的政敵們並非束手無策，他們早已學得了分化、轉移的手段，讓紅衛兵們分裂成許多派系，為了爭執「誰才是人民公敵」而內鬥不休。毛澤東當然不能就此罷手，於是呼籲全體中國人都必須投身

文革，將運動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鋪天蓋地而來，混亂程度幾近內戰。   　　1968年，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出面接管了這片大混亂，國家的權力卻同時由黨組織轉移到軍方手中。隨著林彪聲勢日益上升，毛澤東的猜忌心也日益增長，最終導致了林彪叛逃身亡事件。   　　文化大革命使黨組織和軍隊都受到了創傷，飽經苦難因而堅韌的基層人民卻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從集體組織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一點一滴地將計畫經濟埋入土中，為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扇大門。 　　 書評〈節錄〉   　　▌馮客的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不只是恐怖的數據……他非常清楚地說明這個革命後的國家的

運作方式、革命後產生多龐大的暴力、人民為何彼此殺戮，以及暴行的目的。──《紐約書評》   　　▌檔案研究的重要之作……馮客高明地在書中穿插人民的聲音，讓作品擁有強烈的人性向度。──《金融時報》   　　▌卓越的研究，敏銳地剖析了那個喧鬧而難以捉摸的時代，馮客為我們述說了一段恐怖而難以置信的苦難故事。──《科克斯書評》   　　▌那個時代的狂熱撕毀了友誼和親情，更不用說它也毀了中共本身。馮客的作品強而有力地傳達了這個論點。──《泰晤士報》   　　▌精彩絕倫的作品，任何對近代中國史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它，任何關心專制的國家領導人如何藉由傳播一個簡單的

想法而導致一場國家災難的人，也都應該讀它。──《觀察家報》

留學生政策與國家發展之政治與經濟分析：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留學生為例

為了解決上海人口總數的問題，作者洪禎徽 這樣論述：

獎學金作為一種國家制度，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去實現不同的（有時是有爭議的）功能，例如培養對國家的效忠程度（軍方獎學金）、建立對特定群體的照顧或特權（原住民子女獎學金）、鼓勵專業學科等。 本論文選擇以ASEAN中曾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作為個案，探究一國關於公費留學生的制度性影響，特別是在哪些條件下公費留學生較有機會在母國公部門獲得重用或發揮所長；哪些因素影響一個國家留學生相關制度的設計，以及左右留學生海外學成歸國後能不能服務於公務部門並對母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本論文將採取個案研究，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留學制度探索，描述在某段時期中什麼樣身分的人會因為獎學金的取得而前往特

定國家，以及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機構、規定及其它實際情況，以便瞭解一個國家留學獎學金制度的脈絡和實際運作，其中包含受領人返國後能不能在公部門發揮所學之專業，或者什麼身分或資格的人無法獲得這樣的獎學金。同時採用比較分析，同中求異的「同類型比較分析」，聚焦在這兩個國家如下的共同點：(1)均為ASEAN國家；(2)境內國民人口結構中都有相當比例的華裔，並且華裔人口對國家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3)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4)教育上同樣有複數語言的制度設計問題。 最後研究發現，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獎學金型的國家」。它出身寒門，卻懂得刻苦努力，更知道向何處尋求財源，讓自己脫貧。因為國家本身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政府對其本身有潛力的國民也同樣視如珍寶，因為人才就是新加坡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資源。成為國家後的生存壓力引導新加坡變成一個亮眼的國家。因為，沒有共同的過去（多民族社會只有各自的過去，但沒有共同的記憶），唯一能寄託的只有未來。除上述論及的生存壓力外，殖民期間英國所建構的新加坡「身分」也是星國獨立後需要專業公務人員的因素，而這點也恰恰好與馬來西亞不同。 馬來西亞全國的公務人員總數非常多，甚至在亞洲國家的排行上是總數最多的國家，但量多質不優反而成為發展上的桎梏。馬來西亞是一個存在明顯種族差別對待的國家，在公務人員的任免聘用和接受高教的機會與補助上，「種族」因素而不是「人才」因素成為政府考慮的重

點。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制度更像是一個經濟資源重分配的機制，大馬政府藉由這個機制來保護或是維持馬來人在國家中的優勢，馬來西亞在可預期的將來，不會實質性修正公費留學生制度，即便國家的行政效能無法提升。因為，這是大馬政府為了國內政治穩定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新加坡是一個發展型國家，對於行政官僚專業能力求之若渴，特別是在一個有生存壓力的時空背景下。它與馬來西亞最大的差別在於，大馬沒有生存危機。馬來西亞政府當然也會希望自己可以有好的發展，但那只是次要目標，而不是首要目標。因為，如果國家發展的更好，但掌權的不是馬來人，大馬政府並不樂見其成。 新加坡對於本身多民族人口組成的認知比馬來西亞正確，導致兩

國在諸多相似的背景條件下，新加坡可以設計出有助於人才產出且為國家所用的制度。本論文的研究可以說展示了一種「制度成就菁英，進而決定國家發展」的情形，至少在新加坡的例子，這個論點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