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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租界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潘宗周寫的 寶禮堂宋本書錄 和陳敬堂的 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上冊：辛亥革命到聯俄容共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上海古籍 和中華所出版 。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米復國所指導 江博鴻的 從建築管理的觀點探討臺灣建築師制度形成的過程1845-1970's （2016），提出上海英租界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建築師、建築代願人、建築技師、建築法、建築師法、建築管理、臺灣建築史。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劉季倫所指導 江佳威的 警察與城市管理：南京警察之研究（1903-1937） （2015），提出因為有 近代南京史、近代中國警察史、南京警察史、城市管理、市政管理、社會控制、違警罰法的重點而找出了 上海英租界的解答。
寶禮堂宋本書錄
為了解決上海英租界 的問題，作者潘宗周 這樣論述：
《寶禮堂宋本書錄》四卷附錄一卷，南海潘明訓藏，海鹽張元濟撰。該書共著錄宋版一百十七部、元版六部。每書著錄書名、著者、版本、完缺、冊數、遞藏源流、序跋題記、行款版式、牌記、刻工和藏書印鑒。特別珍貴的版本還附有校勘記。藏書印鑒保存了原印的款式，文字則予以隸定。是研究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藏書史的重要成果和參考資料。其內容詳盡、體例嚴整，是具有典範意義的善本書錄。 本次出版，修訂對標點欠妥之處進行了改正，對文字排校錯誤進行了校正，對《書錄》原有的訛誤做了校勘，並加校勘記。書後增加了《書錄》各版本的序跋、整理前言，以及對潘宗周藏書事蹟的記述、研究文字，以及《雲間韓氏藏書題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國
版刻圖錄》《寒雲藏書題跋輯釋》著錄寶禮堂藏本的資訊，與《書錄》互相參證，有助於全面認識寶禮堂藏書的來龍去脈和版本鑒別。本次還增加了《寶禮堂宋本書錄》的綜合索引，包括書名、著者、序跋者、刻工、刻書鋪號、牌記、藏書家及藏書印鑒等。 潘明訓（一八六七年———九三九年） 字宗周，廣東南海人。供職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喜藏書，尤佞宋版。得袁克文等藏家精品，有宋本逾百部，號“後百宋一廛”。以得宋紹熙刻本《禮記正義》而顏其齋曰“寶禮堂”。所收古籍大都經海鹽張元濟鑒定，並邀請張元濟撰寫《寶禮堂宋本書錄》。 張元濟(一八六七——一九五九） 字菊生，號筱齋，浙江海鹽人。清末進士，後執掌商務
印書館，創辦東方圖書館，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録學家，對中國的出版和古籍保護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主持影印《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著有《校史隨筆》等。 程遠芬 一九六三年生，山東棲霞人。齊魯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編纂《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索引》《四庫存目標注索引》，參與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清人著述總目》《十三經註疏彙校》等項目，著有《山東著名藏書記》（與杜澤遜合著），整理有《潛研堂序跋 竹汀先生日記抄 十駕齋養新錄摘抄》。
上海英租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武漢市簡稱「漢」，別稱江城，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中國三大「內河航運中心」之一，也是中國客運量最大的鐵路樞紐和航空、公路樞紐之一。「黃金水道」長江及其最大支流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塊區域隔江鼎立的格局，史上統稱之為「武漢三鎮」。清中後期至民國，武漢經濟發達，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榮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了這一美稱。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中華民國誕生於此。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並將其設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遷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搬到武漢，使其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在內遷伊始將武漢定為臨時陪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焦點城市。1949年以後，武漢轉型成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武漢是中國重要的科教研發和新興產業發展基地。截至2011年，武漢大學生人數已超過100萬，在世界所有城市中名列第一。截至2015年，武漢高等院校高達82所，僅次於北京。近年來，武漢經濟大幅增長，被認為是國內「唯一能夠實現製造產業升級換代的城市」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極少數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術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於深圳等極少數城市，城市創新能力在全國排名第二。
武漢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漢地區考古發現的歷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對東湖之濱的放鷹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斧、石錛以及魚叉等新石器時代遺存，經認定屬於屈家嶺文化。武漢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漢漢陽江邊的禹功磯上建有禹王廟。在黃陂區發現的距今約3500年前的盤龍城遺址，是迄今中國極少數已發現並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漢擁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為悠久的建城歷史的考古依據。
1858年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由此，漢口開始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國際大都市的轉型。此後，漢口先後開闢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國租界，40餘個歐美國家在漢設立領事館。外國各路商人先後來漢通商，從此武漢的對外貿易大幅增長，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成為全國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居全國第二位，呈現出了「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態勢。隨著漢口在商貿更趨國際化，大批外商在此興修碼頭，設立銀行，成立公司，極大提升了漢口的國際輻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漢開辦的經營土洋貨銷售、金融、航運、房地產的洋行劇增。就具體的實業經濟而言，制茶是當時漢口最大的工業，出口占全國6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義於武昌爆發，革命成功後，起義軍宣布脫離清朝，建立軍政府，成立中華民國，隨後中國各省響應，清朝被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宣告結束，武漢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地方，於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節。1912年1月，黎元洪成為臨時總統兼湖北都督。抗日戰爭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將武漢作為戰時首都據此抵抗日軍入侵，為國民政府內遷爭取時間。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部門陸續遷至武漢，蔣中正來到武漢指揮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方面力量也陸續來到武漢，國共兩黨在武漢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武漢作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各重要機關的臨時辦公地點，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2019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事件，至2020年1月23日因疫情擴散而宣布 10:00 後實施武漢市建國以來的首次全城封鎖政策；隨後當日相鄰的鄂州市、黃岡市也相繼封城。
從建築管理的觀點探討臺灣建築師制度形成的過程1845-1970's
為了解決上海英租界 的問題，作者江博鴻 這樣論述：
本文想了解是甚麼因素讓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央法規《建築法》中規定了設計工作僅能由具特定資格的「建築師」為之。這同時也連結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令》沒有類似的規定，而是由台北州廳以單行法規的形式規定類似規則？此外，原本建築師相關資格與執業規定是依據1944年制定的行政命令〈建築師管理規則〉，但是1971年則改以《建築師法》規定之。是那些原因讓國府提高管理建築師的法律位階？實施後是否解決了《建築師法》制訂前所遭遇的問題？以1945年為斷點，臺灣分別由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在此之前，以《都市計畫令》為主的日治臺灣建管法令並沒有範圍及於全島的特許建築師制度。但是1948年之後，臺灣行政長官
公署公布〈臺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正式在臺施行《建築法》中的「建築師制度」。 本文研究時間範圍從1845年上海公共租界成立開始，至1970年代中華民國制定《建築師法》。研究的地理範圍主要包括（但不限於）上海與台北。
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上冊：辛亥革命到聯俄容共
為了解決上海英租界 的問題，作者陳敬堂 這樣論述：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為什麼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袁世凱在戊戌政變出賣光緒帝，怎能把國家元首的大位讓給這樣的人？ *孫中山一直信奉西方民主，想把美國政制引進中國，但為什麼他不號召國民黨人「以英美為師」，反而提出「聯俄容共」、「以俄為師」？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侮辱中國人的木牌，是否曾掛在上海英租界花園門上，甚至曾掛在香港兵頭花園的門上？ 近年兩岸史學界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是迅速把蘇聯解密檔案翻譯為中文，為現代史許多課題，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新的史料，帶來新的詮釋。本書作者徵引兩岸三地庫存的檔案、手稿、口述歷史、回憶錄、年譜、傳記、文獻、資料集、書籍、
期刊、論文、報紙、網頁等，以更豐富的史料、更客觀公允的眼光，觀察和分析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探尋到隱藏在背後的「內情」。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冊出版。上冊講述從辛亥革命到聯俄容共這段歷史，時間約為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正是中國走出帝制，嘗試引進不同政治模式的時期，從中可以了解百年前中國在邁向現代國家時的努力與挫折。
警察與城市管理：南京警察之研究（1903-1937）
為了解決上海英租界 的問題，作者江佳威 這樣論述：
警察制度是近代歐洲國家鞏固內政的手段，也是近代市政府組織中，維護社會秩序、增進管理效率的次級部門。因此本文以近代南京為研究對象，採取晚清、北洋、南京國民政府3段時期，循序討論南京警察在抗戰前的制度變遷與運作概況，觀察警察是如何發揮管理南京社會的職責。 首先在晚清時期的發展，著重在警政制度的建立。當清廷於新政、立憲運動提倡建立警察後，南京舊有的衙門巡捕、綠營汛兵與保甲，被官方化、專業化、制度化的警察制度取代，而且警察的職責不侷限於維護治安，開始對南京部分的社會問題，初步提出管理方針或政策。 到了民國初年，因北洋政府尚未頒布市組織法，使得南京警察的業務範圍擴大至徵稅、戶口調查、衛生防疫、
娼妓管理、貧民教育等事務，儼然是南京市政府的前身。然而警察機關難以跨越專業的藩籬，北洋時期的南京城市管理，就是標準的「以外行兼辦內行」。 直到南京市政府成立後，以專業化的市政分工，接辦管理南京社會的各項業務，南京警察也納入了市政一環，是為市政府監控南京社會、執行管理政策的重要人力，然而市政府無法負擔高額的警察費用，國民政府乃在1929年命令市公安局隸屬內政部，而失去警察人力的市政府，等於失去落實管理政策的「執行人員」、查緝不法事件的「執法人員」。因市政府公務員的強制力遠不如警察，導致市民屢有不配合之舉；《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廣泛的行政裁量權，更向市政府爭奪對南京的管理權。可是單憑警察一己之力，
是難以全面管理南京，仍需要市政府給予專業上的協助。最後警察廳與市政府基於「管理南京」的共同目的，還有功能上的互補性，逐漸從對立轉趨向合作，構成緊密合作「雙重管理體系」。因此，抗戰前的南京警察發展史，等同於城市管理的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