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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1945─1954）

為了解決中國信託臨時額度失敗的問題，作者廖彥豪 這樣論述：

　　本文的研究主旨，首先是透過一手檔案的交互檢證與運用，針對國府高層決策者蔣中正與陳誠在1950年代先後推動《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的決策與立法過程重新進行研究，藉以挑戰並推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那套關於「成功的農地改革」與「失敗的市地改革」的歷史論述及其架構；　　其次則透過此歷史論述的重建，重新掌握當時國家─社會架構下不同行動者在重大政經決策過程裡的複雜競合關係，以挑戰過去官方與主流反對論述共享對1950年代國府政權性質及其與臺灣社會的關係，所習於採取「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架構假定，並分析當時不同行動者（高層決策者、技術官僚、本省菁英與地主階層等）捍衛其自身立場

所建構的論述及其實質影響；　　最後則透過重新掌握農地與市地改革各自制度變革的內涵，探討在此階段制度改革所奠立的架構基礎，提出應從「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分析視角，重新評價195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對臺灣戰後空間發展模式與治理體制危機的長期性影響。

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台灣金融自由化的歷史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中國信託臨時額度失敗的問題，作者張珈健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建立官僚自主性與金融改革表現的因果關係，並找出影響官僚自主性的制度性因素，藉此對台灣金融自由化所面臨之危機提出整體一貫的解釋。官僚體系經常必須解決自主性過強或太弱導致的危機，亦即「國家自主性的雙重面貌」，於是政經行為者如何處理官僚自主性內在矛盾將直接影響金融改革表現。追求官僚體系內部團結會降低金改政策執行的制衡力量，增加官僚獨斷濫權的風險；強化官僚體系內部制衡時，則相對減少官僚推動金改時面臨外來干預的抗衡力量，提高政策被滲透或扭曲的可能性。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府疏離於本土社會，迅速國有化金融體系輔以專制暴力隔絕外在的尋租壓力；另方面則將分屬不同派系的黨籍官僚混編至重要金融及行庫

要職，藉由派系相互監視的機制避免官僚濫權。這種利用非正式制度因素如派系關係、外來政權特性所構建的金融治理網絡，亦即「網絡化金融統御」，兼顧官僚體系的組織一致與內部制衡，於焉確保金融官僚既獨立又自律的統理金融改革。隨著冷戰終結、威權轉型，國民黨政府內的主要統治派系在權力繼承鬥爭時，基於政權維繫而選擇鞏固網絡化金融統御的團結，以中常會/黨管會為樞紐凝聚黨、政、商三系一體主導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組織一致的黨籍金融官僚指揮金改時高度獨立自主，卻無可避免的籠罩於黨國濫權陰霾。拜國民黨內部分裂而在2000年猝然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缺乏駕馭官僚體制的經驗於是廣泛結盟外部政、商、學界力量，雖然意外的重現網

絡化金融統御之派系制衡，卻沒有及時演化弭平政策衝突的機制。內部分歧的金融官僚在改革過程經常面臨政令不一致，因而傾向自我約束甚至放棄管理市場秩序，讓金融自由化不可或缺的再管制付之闕如，也就使兩次金改受迫於各方勢力的扭曲與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