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訂位、菜單、價格優惠和問答集

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姚有志(主編)寫的 紅色將帥十大元帥:彭德懷元帥 和何與懷的 文革五十年祭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民主與建設 和新銳文創所出版 。

國立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陳至潔所指導 劉夬升的 習近平時代經濟體制改革背後的政治邏輯-超越派系途徑的討論 (2021),提出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中國、習近平、經濟體制改革、治理特徵、非派系途徑、產業特徵、煤炭體系、石油體系。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薛健吾所指導 戴正勛的 領導者因素如何影響東協國家對中、美的外交政策選擇?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個案研究 (2021),提出因為有 中國、美國、東協國家、貿易依賴、領導者變換、LRT分析框架的重點而找出了 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紅色將帥十大元帥:彭德懷元帥

為了解決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作者姚有志(主編) 這樣論述:

金戈鐵馬,浴血鏖戰,他們是締造人民軍隊的璀璨群星!沃血中華,舍生忘死,他們在革命史上留下了耀目英名! 彭德懷(1898—1974),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湖南湘潭人。湖南陸軍講武堂畢業。早年參加北伐戰爭,曾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團長;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總指揮及前委書記、中革軍委副主席、廣昌戰役總指揮、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副總指揮、中央軍委前方軍委分會副書記、第二戰區東路軍副總指揮、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兩北野戰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

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 姚有志主編的《十大元帥:彭德懷元帥》選取了彭德懷元帥一生中的精彩片段,全方位展示出彭德懷元帥的一生。

習近平時代經濟體制改革背後的政治邏輯-超越派系途徑的討論

為了解決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作者劉夬升 這樣論述:

習近平在上任後發動了大規模的肅貪運動與經濟體制改革,而學者多以派系鬥爭來解釋習的作為,認為這是習為了剷除敵對派系而有的行動。但肅貪與體制改革的範圍之大,已超越敵對派系能夠解釋的範疇,因此若只以派系途徑進行分析,是無法完整解釋習近平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與具體措施。本文將納入中共經濟治理體系內部的治理特徵與產業特徵進行討論,並以中國的煤炭體系及石油體系作為檢驗的案例,提出了兩個假設。第一,當習近平無法有效掌握一個治理體系時,將對該體系進行肅貪與體制改革以取回控制權。其次,該治理體系的產業特徵將會影響習的體制改革措施。為了檢驗上述兩個假設,本文提出了治理特徵、產業特徵、體制改革措施、肅貪強度變化

與產業數據變化,並利用最大差異個案比較法進行檢驗。根據上述假設與檢驗指標,本文發現習近平對煤炭與石油體系發動的肅貪及體制改革,並不全然只是派系競爭的因素,仍具有其他的政治邏輯,如這是為了重新掌握該治理體系以解決治理問題並達成整體能源經濟規劃目標。

文革五十年祭

為了解決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作者何與懷 這樣論述: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只有直面過去,才能撫平傷痛。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場為時十年的浩劫。然而,在五十年後的今日,中國官方仍然沒有準備好面對這段歷史傷痛與過錯。一群來自大洋洲、關心文革創傷與中國未來的華人作家集結起來,各自以詩歌、散文、小說、紀實、評論等獨特且多元的寫作方式,對過去這場十年人禍的前因後果予以反芻反思,並對遲遲未能直面過去之中國當局,給予最振聾發聵之呼籲。      文革開始早在開始之日;文革結束於遠未結束之時。   中國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何時才能見到陽光普照?    本書特色          *囊括了大量來自澳、紐

大洋洲華裔作家,一同在文革五十週年的今日,抒發各自對文革浩劫的所思所感,並齊聲呼籲中國展開文革傷痛的轉型正義。      *內文涵蓋詩歌、散文、小說、紀實、評論等多種創作體裁。      *何與懷主編特撰三萬字代序,回顧文革主導者毛澤東與當今中國社會之關係。 作者簡介     主編/何與懷   一九四一年出生,廣州市人。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曾任教於廣州外國語學院。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博士。現定居澳大利亞雪梨。除一般寫作外,主要研究興趣是當代中國問題和華文文學。著作多種多樣,例如有涉及英美文學的《英美名詩欣賞》,有用英文寫出的辭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和學術論著《緊縮與放鬆

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有評論、隨筆、報告文學之類的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北望長天》、《他還活著》、《海這邊,海那邊》、《龍年之變》。主編《依舊聽風聽雨眠》、《丹心一片付詩聲》、《最後一課》、《文革五十年祭》、《澳洲排華政策的歷史終結:公祭十九世紀排華騷亂中的死難者》和《悉尼中國古典文學論壇文集》等。各種文章散見世界各地刊物、報紙和網站。   現為澳大利亞雪梨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評審、澳大利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友聯誼會名譽會長、雪離詩詞協會顧問、澳大利亞新州華文作家協會顧問、澳大利亞南瀛出版基金顧問、澳洲酒井園詩社顧問、澳大利

亞中華文化促進會副會長、《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主編、《澳華文學網》榮譽總編、《澳大利亞華人年鑒》編委、澳華文化博物館籌委會召集人、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   代序/毛澤東與當今中國社會   艾 斯:文革五十年祭 安 紅: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院內院外 冰 夫:久纏心頭的「五‧一六」夢魘─確實與金敬邁無關 高誦芬、徐家禎:抄家(山居雜憶‧四十九) 高誦芬、徐家禎:掃地出門(山居雜憶‧五十) 海曙紅:途中的一抹記憶 何丹尼: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讀項德寶《「文革」牢獄之拍案驚奇錄》 何與懷: 那顆曾經劃破夜幕的隕星─紀念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遇羅克 何與懷:沉淪

神州的血祭者 黃冠英:「主角」的體味 黃惟群:因記憶而存在 胡仄佳:生命中的血紅碎片 進 生:五十年來磨滅不了的記憶 劉 放:文革殺人現場目擊記 劉 放:荒唐歲月的荒唐事 劉 放:文革五十周年─必須再來一次反文革 陸揚烈:誰也完不成的任務 喬尚明:無法無天─一件刻骨銘心永生難忘的往事 沙 予:文革憶趣 沙 予:染血的吉普 沈嘉蔚:是夜人性缺席 沈嘉蔚:一幅畫的命運 沈嘉蔚:1966年北京吉普 孫嘉瑞:夏雨中的鮮血─追憶廣州打勞改犯慘案 孫嘉瑞:他在黎明時死去 孫嘉瑞:「長征」姑娘 田 地:文革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繞不過去的坎 田 地:文革中的那些齷齪事 田沈生:文革離我們有多遠? 田沈生:血色「八

‧一八」 田沈生:血腥的清隊運動 田沈生:文革劄記─死亡的恐怖 田沈生:一首詩的由來 汪應果: 強抹不去的「文革」記憶─南京市第四中學「文革」紀實 汪應果:地平線下的紀念碑 王曉雨:涼城新村和靶子山的故事 王曉雨、田地:黃河的憂傷─記澳洲華裔作曲家儲望華 王亞法:善和惡的手 吳中傑:復旦園裡炮聲隆 項德寶: 無限感慨嘆「絕食」─摘自《「文革」牢獄之拍案驚奇錄》 蕭 蔚:東八樓 辛夷楣:「文革」噩夢 崖 青:天道胡不公─紀念我的同學徐子榮 楊恒均:下一場「文化大革命」離我們有多遠? 楊鴻鈞: 做了「秋桐」的紅衛兵─《中國「文革」十年史》讀後 張奧列:知青─文革產物仍招搖 趙九歌:家國十年 代

序 毛澤東與當今中國社會 何與懷      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廣大民眾、中共思想理論界以及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經歷十年「法西斯專制暴政」後,痛定思痛,熱切參與「撥亂反正」,體制外和體制內都出現了一股「評毛批毛」浪潮。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夥被抓。消息傳出後,全中國民眾無不拍手稱快,為這場反文明、反人類、摧殘中華民族的大劫難的結束喜極而泣。當時人們把文革定性為極其殘酷的「十年法西斯專制暴政」,全國掀起一個鋪天蓋地的控訴、批判浪潮。在文學領域,出現「傷痕文學」,後來進而有「反思文學」。各式各樣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後春筍,紛紛問世。從1978

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五十餘種出版,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京在1978年至1979年間還出現令人矚目的西單民主牆,每天群情洶湧,張貼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許多文章,包括文學藝術作品,以激烈悲憤之情,揭露、控訴江青、林彪兩個所謂「反革命集團」及其爪牙的罪行,這也是當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進行,加之他們的種種罪行確實罄竹難書;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實質,是要肅清專制餘毒,要言論自由,要爭取人民權利,是呼喚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是評論、批判毛澤東(「評毛批毛」),找出罪惡的根源……這個「非毛化」浪潮,一時聲勢浩大,波及全國,儼然中

國民主運動的開端,被史家稱之為「北京之春」。中共當時要「撥亂反正」,所以領導人也給其以很高的評價。葉劍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新的覺醒」。有一段時間,鄧小平對西單民主牆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見日本客人的機會表示:「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在當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中,鄧小平更擲地有聲地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

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如果說,歷經十年暴政的體制外廣大民眾通過地下刊物和民主牆自發評毛批毛,為民主、自由、人權大聲疾呼,並不足為奇,那麼,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則可謂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理論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階段會上,體制內的思想理論界,首次公開出現大規模評毛批毛的壯舉。近兩百位與會者解放思想,爭相發言,痛快淋漓,會議氣氛非常活躍。   與會代表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地論及到1949年以來中共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各個方面,指名道姓公開批評毛澤東,批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批判他極左的思想、理論、指示和決策,諸如社會

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全面專政理論、關於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的理論,等等。所有這些文革中被認為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體現了「第三個里程碑」的寶貝,全都受到批判。與會代表對中共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提出質疑,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澈底平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為「十七年」正名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極左路線的結論。      與會代表批判「兩個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會上很多人還主張:把西單民主牆變成一

個常設的發揚民主的陣地,要給它建一個擋風避雨的場所,大家可以到那兒去自由發表意見。      在會上,王若水一馬當先,開公開評毛之先河,作了振聾發聵的長篇發言,題目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整整講了一天,反應異常熱烈,被譽為評毛「第一炮」。哲學家王若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得以參與高層意識形態工作的討論,因而對毛澤東的為人和毛澤東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在王若水看來,毛澤東總是犯左的錯誤,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左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大躍進」,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關;左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

有關。這裡是毛的個性起作用。毛澤東的這種個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發展,這就有制度的條件(高度集權體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傳統文化和來自蘇聯的黨文化)。在這種體制下,加上意識形態方面的個人迷信,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王若水一針見血地指出:「個人迷信是文革能夠產生的重要條件。」      當時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為〈領袖和人民〉。他認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會忠於皇帝的標準去對待國家領袖,絕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個黨員都忠於黨的領袖,也顯然根本不符合共產主義政黨的綱領和組織原則。他說,從歷史觀來看,《國際歌》和《東方紅》就是不一致的。

一個說「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一個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還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魚水關係完全弄顛倒了。如果黨是「水」,人民是「魚」,那麼1921年以前,幾萬萬人民豈不是都變成乾魚了嗎?他的結論是:「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      公開評毛批毛的思潮甚至發展到中共領導幹部大會上。1980年秋,中共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一千人,地方、省軍級幹部三千人)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千五百多名學員,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了一次大討論。史家認為,如果說理論務虛會是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麼,這次討論會就可以說是黨內高層幹部的一次思想

解放。      當時會議簡報刊登許多精彩的發言。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澤東的片面性和十大錯誤: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濟規律;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發作;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李頡伯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團中央書

記胡克實說,毛澤東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胡克實舉例說毛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他說,毛的問題「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張香山說:毛澤東的錯誤太大、太多。因此,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著名作家、對外友協副會長夏衍概括毛澤東的錯誤是十六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裡藏針。」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則言簡意賅地概括毛澤東的性格特徵是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張愛萍上將說,毛是「言必稱秦始皇」。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中紀委駐農機部紀檢組第一副組長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得更直白,他認為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連朱元璋也不如他。      許多參與討論者反對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他們強調,1949年中共執政後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回避,毛

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最後,許多參會人員要求重新撰寫〈決議〉這個文件。在重新寫的過程中,應該解放思想,要擺脫一些人為的思想障礙。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或者把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說成不屬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不對。再則,〈決議(草案)〉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而說什麼存在的路線一條是「極左」(林、四),一條只是「左傾」(毛),這種通過文字遊戲來區別兩者的論斷顯得太勉強了。還有,把明明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寫成是全黨的錯誤……等等。大家認為,草稿講「我們黨在大部分時間執行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這個估計顯然與事實不符,以這種錯誤估計來寫這段

歷史,不能不處處文過飾非,為毛的錯誤路線及其造成的災難後果開脫。      這些中共領導幹部,以其幾十年的親身經歷,對毛澤東的思想、品性、行為及其在各個階段引發的後果,深有體會,切膚之痛難以忘懷。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固然由於時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論深度具有系統性,但句句實情,句句中的。      在那幾年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運動中,當時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功勳至偉。他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非凡膽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開始並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錯案,給右派摘帽,基本解決了殃及一億人的問題。他斬釘

截鐵地強調:所有冤假錯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還悄悄地取消了以「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為代表的賤民群體背了三十年的恥辱桎拷。他這個貢獻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國林肯總統。在意識形態方面,胡耀邦頂著來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層的政治壓力,一步步推進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特別是,他毅然決然破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場此後被反復追憶、讚譽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全面鋪開。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在其《交鋒三十年》一書中評論道:如此重大的舉動,即使以今天

的眼光來看,也屬膽大包天!    文革五十年祭 文/艾斯 (一)我們一直在悲哀一百五十年前的圓明園雨果說起兩個強盜大清帝國失去了臉面 (二)我們一直在紀念八十年前南京大屠殺八年抗戰的教訓與艱險 (三)能否讓我們也拿出一點心情拿出一點時間回首五十年前 (四)和平時期卻硬要製造全國性的內亂十年殘酷的革命卻道貌岸然使用文化的名義 陰險如蛇卻說要引蛇出洞那本來見不得光的陰謀忽然閃耀太陽的光輝 翻手為雲你剛謳歌偉光正的洗禮覆手為雨你已跌入萬劫不復的谷底 「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而劉主席自己談笑間死無葬身之地 寶書如林紅旗如海亢奮的人群如山的手臂 那雙滿是魔力的巨手下面你我全是提線的木偶爾虞我詐沒有

底線以鄰為壑全是對手 手舉得再高終歸要放下眼睜得再久還是要閉上南山的竹子據說都已用光支支指向天堂安檢門前的廣場 據說現在流行夢遊今天滿天海印的鈔票飛向明天貪心的你我蒼蠅嗜血般地追趕管他什麼理論公式主義還是昨天: 一個共和國家的十年當時長著一張怎樣的苦臉我們還要等待幾個五十年來為祖國苦難的十年祭奠

領導者因素如何影響東協國家對中、美的外交政策選擇?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中華人民 共和國 國務院 副總理的問題,作者戴正勛 這樣論述:

隨著中國於2001年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其雄厚經濟實力也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提供趕超美國的機會,因此中國便挾著強大的經濟動能進軍東南亞地區,積極擴展區域影響力。另一方面,東協國家想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美國也想重新取回區域主導權,因此東協國家、中國、美國三邊關係便以「貿易依賴」為起點,開始轉動並發生變化。承前背景,本論文研究問題為:檢視貿易依賴對東協國家的中美政策選擇有何影響力,同時探討當貿易依賴較不明顯時,國家如何選擇抗衡或扈從的策略。既有文獻分別認為「貿易依賴」與「其他因素」會對政策取向造成影響,但文獻內容的深度及廣度均有所不足。故以此為基礎,

在運用「貿易依賴」對東協十國進行區分後,進一步導入「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分析,同時帶出本論文論點。本論文結合「貿易依賴」與「政策取向」建構出三種不同的類型:(1)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低度依賴:傾向「扈從中國」,包含:緬甸、寮國、汶萊;(2)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中高度依賴:傾向「避險策略」,包含:柬埔寨、泰國、越南、新加坡;(3)對中美貿易依賴對其經濟重要性較小的國家:外交政策傾向難以劃分,故導入「LRT分析框架」與「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國家個案研究,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大抵在「避險策略」框架下調整政策。印尼方面,梅嘉娃蒂至佐科威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羈絆

/制度制衡」發展,最後走向「優勢阻絕」;馬來西亞方面,馬哈迪首任至次任時期從「複合交往」向「經濟務實主義」發展,最後走向「羈絆/制度制衡」;菲律賓方面,阿羅約至杜特蒂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間接制衡」發展,最後倒退至「有限扈從」。而這也印證本論文論點:當「結構性因素」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較不明顯;當「結構性因素」不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力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