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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產業之研究

為了解決北部水果批發商的問題，作者賴建圖 這樣論述：

論　文　提　要 　　日治時期，鳳梨產業具有足跨農、工業兩部門的特性，在總督府與地方官民的擘畫經營之下，其產值一度躍居世界第三位，在島內，則成為米、糖之後，與香蕉處伯仲之間的重大產業。本論文擬由鳳梨產業本身的發展及變遷脈絡，去探究總督府當局的相關政策，追究其各項計畫、措施之經緯，同時，探討臺、日資本家、一般農民及總督府四者間的相互關係。 　　日治初期，鳳梨業處於嘗試萌芽階段，總督府尚無具體措施，民間亦僅作嘗試性栽培。經多次派遣總督府官員赴外國考察及島內調查活動後，總督府逐漸認識到鳳梨事業的發展性，認定其足以發展為僅次於米、糖的第三大產業，而且在土地經濟利

用價值上，鳳梨適植於貧瘠山坡地，並無侵奪米、糖等主要作物耕地之虞。1919年，田總督基於協調、整合產業調查研究機關之需求，成立中央研究所；其後，伊澤總督設立特產課專門負責鳳梨、香蕉等特產作物的推廣與獎勵，引入夏威夷優良品種，觀摩學習栽培與加工法，開啟鳳梨事業蓬勃發展之機。當局獎勵措施還包括以官有放領地引誘日人資本家投入鳳梨事業；1925年時召集各州鳳梨辦事員舉行鳳梨獎勵會議，瞭解各州栽培現況，並參考會議結果以為未來獎勵方向；以及經多次調查，將鳳梨列為開發東部的重要經濟作物。1925年，在高雄州大樹設置鳳梨種苗養成所，負責引進、培育種苗，以供應農民栽植，於是農民紛紛投入栽培行列，栽培面積大幅增長

。 　　日治時期從事鳳梨栽培研究之機構，先後有士林園藝試驗所、園藝試驗所嘉義分所、中央研究所，以及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等。關於種苗之育成，除1925年總督府成立專屬鳳梨種苗養成所，其後，合同會社成立，為推廣外國種曾於各栽培地帶附近設立鳳梨栽培指導園，將優良的栽培法具體傳授給農民。鑑於臺灣鳳梨業的蓬勃發展，總督府繼設立鳳梨種苗養成所後，再推動許多的獎勵措施，除維持種苗的廉價配給外；製造方面，規劃設立新式工廠、輸入製罐機械給予貸款補助；輸出方面，在高雄、基隆設罐頭檢查所取締不良品輸出，以防止粗製濫造。 　　日治時期，臺灣鳳梨業的成長與加工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鳳

梨罐頭加工興起前，除生食之外，用途不多，價值亦低；罐頭業興起後，生果價格隨之上揚，種植面積亦見突破性的發展。換言之，鳳梨因加工業而帶來擴張契機。鳳梨製罐後耐久藏和運送，在熱帶水果中經濟價值甚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總督府積極指導獎勵，臺灣鳳梨產業蒸蒸日上。 　　日治前期，鳳梨製罐以小規模家庭式工廠佔絕大多數，小工廠製品樣式五花八門，品質屢受販售業者與消費者非難。為改善令人詬病的品質問題，總督以漸進改良的方式，自1926年起每年貸款補助業者輸入鳳梨罐頭製造機械，藉以統一品質，並鼓勵創設新式工廠。1929~1931年以補助輸入機械三分之一費用，協助高雄、嘉義、西勢三個新式模範工廠的

設立，漸次使以往手工業式的小規模生產轉型為大規模作業的新式工廠。新式工廠首創以開英種製罐，可謂引領革新風潮，就外銷的經濟層面而言，標準化、新式機械製罐具有指標性作用；同時，卻意味著日人大資本家在總督府的引導下逐漸對臺人家庭式小工廠展開壓迫和侵奪。 　　鳳梨加工業以1902年岡村庄太郎於高雄鳳山街創設工廠為濫觴；其後，各地工廠零星出現，1920年代起工廠數量激增，至1930年時全臺工廠達81家，確有過多之虞。總督府於1930年公布鳳梨罐頭製造營業取締規則，有效抑止上漲之勢。1935年合同會社成立後，全臺工廠皆歸一家掌握，進行評估後近一半工廠面臨關閉命運。1937年後，隨著戰爭

局勢加劇，工廠紛紛關閉。鳳梨栽培主要集中在臺中州員林、彰化及高雄州鳳山、九曲堂等地區；為能就近生產，罐頭製造工廠亦多集中在這兩個區域。1930年，全島71個工廠有三分之二集中於臺中州，其中，尤以員林為全臺工廠最密集的地區，另一個生產重地高雄則以鳳山地區為最多。從集中度來看，員林、彰化、鳳山很明顯是三個主要生產的核心產地，其他地方呈零星分布。就規模而言，臺人與日人經營的鳳梨工廠差距甚為懸殊，臺人資本額遠不及日人，日人通常擁有廣大放領地充當自作農場。 　由於總督府的獎勵，加上臺灣鳳梨罐頭在日本大受歡迎，引發資本家投資熱，結果，不論是原料買收或製品販售均發生不當競爭，生產者與

製造者同受打擊。鳳梨罐頭製造業者，基於去除營業上種種弊端，及謀求業者間的共同利益起見，遂於1927年成立鳳梨罐頭同業組合，惟組合員彼此間缺乏信任，以致成效不彰。 　　臺灣鳳梨成品包括生果和罐頭，惟生果易腐，產值不高，僅以對岸中國與日本為輸出地，鳳梨罐頭方為事業之重心。鳳梨罐頭若要打開國內外銷路，須先增加知名度及建立完善的行銷體系。臺灣鳳梨製罐業之勃興，實導因於國內外博覽會得獎的激勵，歐洲、北美等國對臺灣產品逐漸感興趣，歐洲著名罐頭商會甚至自遠方來臺視察鳳梨產業。此外，藉由新聞雜誌的廣告宣傳，亦頗能喚起大眾的消費慾望。交通良窳攸關鳳梨事業能否發展順利，不論是生果運往工廠製造，

或是罐頭經鐵、公路和輪船輸出海外，都需要完善的運輸體系和政策，方能得心應手。日治時期即有一些輕便鐵路的鋪設是為了生果的輸送，而縱貫鐵路的開通使全島各工廠產品更便於經基隆和高雄輸往海外。基於獎勵外銷的原則，總督府無視各商船會社的營利，逕行實施命令航路，將運費減半。 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主要仍以輸往日本居多，最初，由日本內地各都巿大小批發商直接與臺灣鳳梨工廠進行交易；然而，此一方式易生糾紛。1931年9月，為管制紊亂的販賣方式，遂設立共同販賣會社，將全臺所有工廠的製品皆納入單一的販售體系。日本國內則設立關東販賣組合與關西販賣組合，並訂立公定巿價，產品在各地特約店進行販

賣。鳳梨罐頭工廠經營種類大致可分為二：其一，日本內地食品批發商直接、間接經營者。這些批發商在日本有相當完備的販售網，另出資在臺灣設立工廠，構成日臺一體產銷相連的經營網絡。這類經營者僅形式上繳納少許手續費，即可將產品自行販售，完全不受共販會社節制。其二，鳳梨罐頭的單純製造者。此種以臺人業者居多，鳳梨製罐為唯一的活動，其產品常於價格較高時相機出售。經營結構不同，導致共販會社內兩派對立，販售機能未遑發揮即告解散。 總督府所推動的產業獎勵方針，對扶植內外食品及臺灣鳳梨栽培兩社不惜給予各項援助。1927~1928年間，總督府積極獎勵外國種的栽培及修建新工廠，當時，小野耕一身兼

東洋製罐及內外食品株式會社社長，而內外食品會社與東洋製罐的子會社臺灣鳳梨栽培會社，先後獲得總督府補助購置新機械三分之一的款項。兩會社亦從總督府手中得到廣大的放領地，全力從事於外國種的栽培。兩社得總督府之助，傾全力於外國種的栽植，未料發生枯萎病，無法達到預期產量，以致兩社營業出現赤字。內外食品會社在共販美名下暗中活動，希望將外國種新式工廠的損失轉嫁給共販會社。殖產局為掩飾外國種獎勵失敗的事實，極力推動大合同計畫。 　　臺灣經濟與日本之關係隨著戰爭腳步日益加深，臺灣更進一步融入日本的經濟、戰略體系中，為因應局勢轉變，日本內地自1931年推動所謂「經濟再編成」，對重要產業進行統合

管制。受到上述局勢之影響，加上一些資本家鼓動，臺灣鳳梨業逐漸步上統合管制之途。合同會社成立後完全獨佔鳳梨業，舉凡農場、工廠、運輸及販售皆為日本資本家所掌控，結果，除了引發臺人業者的抗爭，耕作鳳梨之農民亦因價格受制而怨聲載道。合同會社雖可促成產量、品質提升，臺人業者與生產農民卻成了犧牲者。即便如此，鳳梨工業帶來相當程度的社會變遷，高雄州九曲堂自大正後期以來，鳳梨工廠接二連三設立，鳳梨成為當地農作物大宗，栽培收益及工廠提供的就業機會使當地居民所得增加，較附近村落更為富足，鳳梨讓九曲堂從荒涼村落成為食品加工業重鎮 。1937年，合同會社於南投街建新工廠，不但可以消耗原料，亦可以提供眾多就業機會，頗能

促進地方繁榮 。 　綜觀日治時期臺灣鳳梨事業的發展過程，總督府可謂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多有利於日人業者，惟總督府並非全然偏袒日人業者，而係以提昇臺灣鳳梨事業的整體競爭力為最終考量。合同鳳梨將成立之時，總督府即力求於章程中明訂認可之權，期善盡監督之責，杜絕獨佔的弊端；反之，日人業者則意圖在章程中減低總督府的監督力量，壟斷鳳梨事業之企圖，十分明顯。其一方面盼望總督府能以行政力量，協助其獲取土地、補助新式機械等；另一方面，又想排除總督府的管制和干預，妄澈底宰制鳳梨事業。面對日人業者的強勢力量，小規模經營的臺人業者和生產鳳梨的農民，為了己身權益，不斷發生爭執和

對抗，農民在大生產者的帶領和鼓動下，甚至蔚成全島性的抗爭行動，然而，其訴求大多無法達成；另外，資料上，並尚未發現與當時其他農民運動的連繫與互動，有等進一步發掘與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