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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趙一荻的清泉幽禁歲月1946-1960

為了解決台北時代寓所 生日 蛋糕的問題，作者張閭蘅、張閭芝、陳海濱 這樣論述：

少帥張學良與四小姐趙一荻，在新竹深山僻地的囚禁歲月，一段無奈的歷史，一場無悔的愛戀，一個隱沒在荒煙漫草中的故事，透過未曾公開的珍貴照片、親筆手稿，完整再現。 　　他是北洋軍閥張作霖的長子，一位英氣逼人的少帥；他曾經廝殺疆場，騁馳於廣袤的森林與黑土；他宣布「東北易幟」，助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他強忍日本間諜的殺父之仇，維持境內的和平。1936年，他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逼他聯共抗日。西安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張學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他失去自由，在旁人的監視管束下渡過餘生。他曾在回憶錄裡說：「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她是趙家的四小姐，十七歲認識了張學良，成

為他的情人，十九歲與他生下一子。二十八歲時，為了追隨被囚禁在貴州的張學良，她忍痛把兒子送到美國，卻沒有料到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從此，她跟著張學良四處移監，照料他的起居，陪伴他渡過孤寂喪志的時光，過著與世隔絕的幽居生活。 　　本書是張學良、趙一荻於1946－1960年在新竹清泉溫泉軟禁生活的紀錄，保存了許多不曾公開的珍貴照片及手稿，並根據張學良的日記、口述梳理編撰成冊，讓我們見證了一段時代的無情與捉弄，和一場愛情的永恆與絕美。 作者簡介 張閭蘅、張閭芝 　　張學良的兩個姪女，第五個弟弟張學森的女兒。由於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1967年以後，張閭蘅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張學良最親密的家人，兩人不僅協助

照顧張學良與趙一荻晚年的生活，在他們過逝後，更負責整理保存他們留下來的大量珍貴文物及照片。 前言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張閭蘅我與大伯大媽有約　張閭芝 一 輾轉重慶　飛越海峽 二 陳儀造訪　感慨良多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四 兩張匯報　寬嚴皆到五 總統下野　張趙南迂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七 夫人牽線　大洋家書八 友人重逢　禮輕情重九 互贈書畫　回饋友情十 疾病襲來　兩地掛念十一 奉命筆耕　夜不能寐十二 嘔心雜憶　告別井上十三 總統召見　管束依舊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十六 台北購地　營造新居張學良台灣幽禁期間讀書影像 序１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人的記憶有時會隨著時光的流

逝慢慢被稀釋，但有些人與事卻隨著歲月沉澱而日益清晰，成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影響你的言行或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對於我來說，他們就是我的大伯、大媽：張學良、趙一荻。 　　一 　　我們張家真是一個大家族，後來我才知道，我有那麼多的親戚。我的奶奶是東北張作霖的五夫人，我父親張學森在張家中行五。我們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六年才搬到台灣。當時我尚年幼，不明白為何搬到台灣來，離開熟悉的環境到這麼一個既陌生又貧窮的小島上。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搬到台灣，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一家成為大伯、大媽最為親近的人，這種互相的依持不僅僅是血緣維繫，而是彼此都成了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灣繼

續上小學，在我上五年級的那年（大約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車夫給我一張紙條，說媽媽讓我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我很高興，因為這個中心診所是台北當時醫療條件比較好的醫院，院長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盧致德，他的手下有個廚師，會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時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預訂的。我以為一定是媽媽讓我開開「洋葷」。 　　我到了診所，覺得不對，媽媽在醫院樓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向才知道，不是來吃西餐，而是來看「大伯、大媽」，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看到媽媽及家人焦急的樣子，同時也覺得好奇，「大伯、大媽」長什麼模樣？一會兒，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

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見了背影。媽媽說，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才從山裡到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我無法理解，探視大伯、大媽幹嗎要這樣「偷偷摸摸」，我怎麼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繫在一起，為什麼他們也在台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記得，奶奶常念叨說大伯、大媽被關在山裡很長時間了，不知他們過得怎麼樣？奶奶每每提及「大伯」總是神情憂傷。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時間，家裡人時常提及大伯、大媽，好像他們住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灣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清泉的大山中。台灣當年的交通遠未及今天這麼便利，新竹在我的

記憶中，已經是很遙遠了。大伯、大媽在人煙稀少的山裡一待就是十餘年呀！ 　　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才從高雄搬回台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政德）約我們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作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掛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心裡甚感不平的是，這個政府真不講道理！為什麼把我們長輩關了那麼久？見一面跟「做賊」一樣。太不公平！那一天，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我的

記憶中。 　　二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學後第一次返台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台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區總會來我家坐坐。 　　說是正式見面，畢竟隔了兩代人。大伯是張家的長子，與我父親為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年齡懸殊甚大。大伯帶兵打仗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嬉戲打鬧的頑童。在家人介紹、寒暄之餘，我看著兩位長輩，歲月的滄桑似乎都刻在他們臉上，大伯的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些淡淡憂鬱。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地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這次回台灣，

與大伯、大媽見了兩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紐約。現在想來，當時見面，沒有好奇與激動，彷彿原本就熟悉，並無初次會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問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媽對親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張家晚輩即我們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國留學，見到我是否會想起他們在美國的兒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經意的凝視眼神，卻留在我的記憶中。 　　三 　　讀完大學，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習慣和熟悉了美國的生活節奏與環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場病，我可能會一直待在美國。在紐約期間，一入秋我就傷風，越冷越嚴重，並伴隨著水腫，腸胃功能紊亂，吃什麼藥也不見好轉。美國的大夫建議說

，最好換個環境，到溫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時期，否則很難恢復。沒辦法，我只好回台灣，想先回家休息一陣再說。在外一人又多病，還是家好，這樣我又回台灣了。 　　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灣，回家的感覺真好！我們在台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最常來的總是大伯、大媽，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離婚」、「結婚」，人生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離，已到了無欲無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

的生活，非常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他還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大陸去看看……這一想法，徹底改變了我所有的計畫，這也是後來我決定到香港發展，並在一九七九年冒著風險返回大陸的初衷。 　　現在想起那段與大伯、大媽在一起的時光，令人難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塊地皮是他買的，那棟房的格局是他設計的，他自己花錢蓋

的自然傾注他的情感。在他們家裡，除了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之外，其餘「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來的看守特務。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保密局的警衛點，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裡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 　　大伯、大媽最開

心的日子是逢年過節。每到年三十，我們與大伯、大媽一起在北投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大媽忙裡忙外準備年夜飯，她燒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絕，小巧精致、香甜誘人。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均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裡的「紅包」還未焐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了他手裡。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說：「要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好幾年，都是大媽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愛熱鬧、愛玩、愛生活。有時我會想，那些囚禁的日子、與世隔絕的時光，大伯、大媽是怎樣熬過來的？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段什麼樣的

日子呢？ 　　後來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灣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灣，大伯幾乎每天都來。他往屋裡一坐，打開「話匣子」，我們都成為他的聽眾，他講他的童年、他在東北的往事，講祖父張作霖的趣事，偶爾也會講起困禁生活中逗樂的事……在他的講述中，張家的「老事」、人與物似乎都鮮活地呈現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遙遠、陌生的人與事，對於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台灣的張家後人來說，清晰得似可觸摸。 　　四 　　日子久了，我與妹妹閭芝成為大伯最好的傾訴對象。常常是我們三人聊，大媽有時就避開，因為她一見我們總是談《聖經》或上帝。別說我們，有時大伯也煩，就打斷她說「換個話題」。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長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媽，無人可聊，他

是靠回憶和讀書度過那段難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圍全是看守監視的人，那些人還時時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談！」大伯的心裡積存了太多太多想說的話。 　　記得有一次，大伯笑著對我妹妹說：「你大姐一回來，那批跟班可忙壞了！」因為我好交際，朋友多，只要我回台灣，家中便「高朋滿座」，熱鬧無比。大伯來了，很開心地看著我們，並不時與我的朋友聊上幾句，這讓那批「跟班」非常緊張。當時，凡是與大伯說過話或見過面的人，都是「跟班」調查的對象，都必須一一詢問，記錄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不好意思直截了當向我盤問，常常問家裡的佣人、司機或樓下看更打聽，但他們哪能百分百掌握實情？有很多時候，我有意弄虛作假，這些大伯看

在眼裡，心裡跟我一樣得意高興！ 　　調皮愛熱鬧的性格跟我們這批年輕人一拍即合，只要我們在，大伯幾乎每天都來。這也是大伯喜歡到我們家的緣故吧。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時上樓來催，大媽有些緊張，可大伯正聊到興頭，故意裝聽不見，能多待一會兒，他就多「賴」一會兒……每次看到大伯如貪玩的頑童不願「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裡又痛又恨！大伯、大媽已經被他們囚禁了那麼久，為什麼還不放過他們？這種「管束」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呢？聽大伯講，他在上世紀三０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到南京開會，再想想現在，這叫什麼日子？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環境、容

貌都在改變，但他唯一沒變的，是他性格中的開朗豁達與率真。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個「頑童」般的大伯，喜歡與他聊天，聽他講故事。只要你跟他待一會兒，你就會被他的睿智魅力所吸引。 　　五 　　我常對自己說，我真幸運有這麼一位長輩，從他那裡，我學會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他對我們的呵護、關愛，細微無聲，常常只是簡單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他認為我們做得不對時，最多說一句「你們不懂」或「糊塗」，然後他會告訴你，應該如何去做，像對朋友一樣娓娓道來。從他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家人、家鄉、國家、民族的摯愛。談起這些話題時，他興奮不已、神采飛揚，有時說著說著，黯然神傷，音落神凝。即便現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傷感

神情，我的淚水仍會奪眶而出。他的心時時牽掛著兩頭，一邊是他的老家故土，一邊是是遠在異國的兒女……正因為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寞與思念，我們想為他做點事，我與妹妹閭芝的生活都改變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媽的「管家」，而後提前「退休」陪伴他們。我呢，一九七九年「貿然」進了中國大陸，乘火車去了廣州。 　　這是我自一九四八年離開天津後，第一次返回大陸。回到香港後急不可待地飛往台灣，想把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告訴大伯。見了大伯後，還未開口，大伯悄悄先問了一句：「你回大陸了？」嚇了我了一跳！我去大陸沒告訴任何人，擔心乘飛機，航空公司要登記才改乘火車，大伯怎麼會知道呢？後來大伯告訴我，當局對講出大陸的人是密切「

關注」的，那些「跟班」已知道了情況，是要大伯找我核實。大伯告訴他們，要問你們自己問！但除了大伯，始終也沒人找過我，他們知道問也白問。 　　有驚無險，反正也是「記錄在案」，我依舊不管不顧地講。我去了許多地方，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大伯說過的地方，我都會去看看、聽聽。回台灣後，趕緊一一告訴大伯，我就是想讓大伯多知道些曾經在他夢中牽掛的人與事。一九八二年，我到北京，見到了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虎城將軍之子楊拯民。他熱情款待了我，介紹我認識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況。回台灣後，我向大伯轉達了他們的問候。大伯聽了很高興！他悄悄告訴我，再回大陸，可以找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一位是萬毅。說這兩位都是

他以前的老部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無形中變成大伯與他部屬之間的「聯絡員」，也成為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之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海峽兩岸經歷多年隔絕之後，大伯與中國大陸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在台灣，我們與大伯這種特殊的關係，這是無人可以替代的。但我心裡清楚，是大伯的言行影響和改變了我，改變了我和妹妹閭芝的人生。我曾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為他多做點事，讓他心裡的願望得以實現。這就是多年來催迫著我奔波於途的心願。 　　大伯、大媽後來去了夏威夷，我們全家陪著他們一同沐浴陽光與海風，這樣自由自在的時光對於他們來說，來得太晚了！眼看著他挽起袖子生氣勃勃的軀體日漸枯

乾，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悄然暗淡……我讀懂了什麼叫「力不從心」！我無法阻擋時間的腳步，在大媽去世一年後，2001年，大伯也畫上了人生句號。大伯走了，帶著遺憾走了！只有我知道，大伯的有些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了！每每念及，潸然淚下，傷感無限！遺憾無限！ 　　六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七十年了。西安變事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我大伯人生「大起大落」的轉折點。在國難當頭之際，他用槍扣押了「上司」，逼其抗日，又抱著犧牲自我的精神，經受了遙遙無期的「管束」，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大伯、大媽被押往台灣井上溫泉，他們的消息被嚴密封鎖，幸好大伯留有大量的日記、照片、手稿、這些資料都是從未發表過

的，我們將其分段編撰成冊，通過這些圖文並茂的真實記錄，讓海內外所有關心張學良、趙一荻的讀者，了解他們是如何相依相伴度過那段人生苦旅的。在許多人的眼中，他們是曾經的風雲人物。的確，他們的一生始終被人「前呼後擁」著：早年是他眾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種訪客與媒體，其間漫長的幽禁歲月則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人生起伏，榮辱煙雲，坦然處之，這就是我眼中的張學良、趙一荻，我可親可愛的大伯、大媽，他們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 張閭蘅 序２ 我與大伯大媽有約 　　我的父親張學森是張學良將軍的五弟，兄弟年齡差距廿歲。常聽大伯提及當年在瀋陽大帥府有外賓來訪，見院中一群兒童正玩耍嬉鬧，大伯問客人介紹這群孩子，有的是兒

子，有的是弟弟，兩代人玩在一起，實是有趣現象。家父自幼對他的大哥尊敬如父（祖父張作霖皇姑屯遇難時，家父僅八歲），大哥對小弟弟的親情與關懷更是融入了父子般的疼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大帥府被日本人侵占，倉惶中一家人分散至北平或天津，也有至英、美的；家父隨著祖母在天津求學、成家。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被「嚴加管束」的大伯與親屬的聯繫受限，於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我父母在香港及美國見到趙一荻小姐，得知大伯的消息。此後則音訊全無，直到一九四六年祖母於天津收到大伯來自台灣的信，才知他們已到了台灣。一九四八年襁褓中的我隨著祖母、父母及兩個姊姊從天津到了台灣，父母雖多方嘗試著想與大伯聯繫都未成功，大

伯已聽說五弟也到了台灣，在其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未加注明悄悄地記下了我們當時在台北的住址。直到一九六一年九月，大伯才得到「當局」獲准與親屬見面，祖母及父親與大伯這一別足足等了二十五年矣！回想見面的情景感人至深，大伯仔細端詳著每一個人；十四歲的我大聲地叫一聲「大爺」（北方人稱大伯為大爺），跪地叩頭行大禮。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了歷史課本中的「張少帥」，接著我見到了「大媽」趙一荻小姐。是親情使然，還是受祖母及父親的激動所感染？眼前這位大伯的氣度風範，立刻深深感動了我。 　　這一年是大伯軟禁生活的一個轉折點，一個新生活的開始。在宋美齡女士及蔣經國先生的協助安排下，由自己出資選地設計興建住所，

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復興崗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房屋，院內有假山、魚池、花房等，與過去二十五年的居住環境真是天壤之別。我們一家人經常去他們家，一去就是大半天，大伯也經常出現在我們家。他稱我的祖母壽夫人為「五姨」。我看得出大伯對這位五姨非常尊敬。大伯告訴我：「你的奶奶可不簡單，最得老帥喜歡，也最能和老帥說上話，大帥府裡上上下下都聽她的，接待外賓也得心應手，生你爸爸時，全府連慶數日。五爺可是個寶貝。老帥老來一連得四子，你奶奶真是大帥府的大紅人。」自幼我就常隨在祖母身邊，愛聽大人談話，祖母非常健談，記憶力又強，與大伯談及往事精彩有趣，他們聊天我一定靜坐在旁聆聽。 　　當時在台灣居住的親屬還有大伯稱「六姨」的馬

夫人，育有一女，即我的六姑張懷敏女士，她一直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祖母和六奶奶感情很好，相處融洽，我們兩家是一起自天津到台灣的。 　　後來六叔張學浚從澳門，七叔張學英從香港與家人相繼來到台灣，所有親屬逢年過節或是慶祝生日皆是在大伯家歡度。每年除夕，三代親屬歡聚一堂，年夜飯後，由大伯、大媽率領全體晚輩向兩位老奶奶叩頭辭歲，一過十二點再叩頭拜年，接著放鞭炮。每年都是由大伯持燭點炮，一片歡樂聲中吃元寶（餃子）。這時每人手中一疊壓歲錢準備推牌九，先坐莊的一定是大伯，接著是我父親，好不熱鬧；其實說是推牌九，不如說是看大伯表演，他說，那是付了不少學費學來的。 　　其餘的親屬，有的留居大陸，有的選在美國，難得

聯繫。大伯與鳳至大媽生的女兒閭瑛住舊金山，與夫婿陶鵬飛偶爾來台。長子閭珣未婚，自美搬至台灣，因健康問題，長期住在醫院，我們難得一見。次子閭玗一家人與鳳至大媽住在洛杉磯，從未來過台灣，見到他們，是我隨著母親至洛杉磯家中時，特意去拜見鳳至大媽的。大伯和一荻大媽（趙一荻小姐）生的兒子閭琳一家人住舊金山，常來台灣。大伯最高興的就是見到閭琳的兩個兒子：居信、居仰。 　　我於一九七０年赴美國夏威夷攻讀旅遊業管理，經常接到大伯和大媽鼓勵的信。我寄了許多風景照片並向他們描述了當地優美的居住環境，由此他們對夏威夷的嚮往便在心中萌生。一九七六年我返回台灣工作時，祖母已安享天年過世，父母遷至夏威夷，兩位姐姐均留居國

外，只有我一人住在台灣。工作之餘，經常去大伯家看望，我陪著他們郊遊、上館子、購物，每周日去教堂做禮拜及特定准許交往的朋友聚會等。 　　有一段時間，大姊閭蘅因事業關係在台灣住了幾年，他們一家的到來帶給大伯、大媽很多歡樂。這其中除了各人忙各人的事以外，我們總是歡聚在一起，最令我神怡的還下聽大伯追述往事，往事就是歷史，有嚴肅的、也有趣味的。最難得的是，幾十年裡，我從未聽過他有一聲怨言，總是笑聲洋溢，侃侃而談，其聲其景令我難忘。後讀他的日記，我的乳名「領弟」（父母希望我領個弟弟）不時出現其中，才恍然伯侄間原是如此的親昵接近。 　　一日大媽因骨折臥病在床，把我叫到床前，面色凝重地對我說：「領弟，你大伯和

我都漸漸年紀大了，我們的子女不在身邊，我的身體不好，如果一旦我不在了，你是否願意好好照顧大伯？」說這最後幾個字時，她淚水湧出，哽咽著說不下去！我回答：「我當然願意，我不就在你們身邊嗎？」大媽接著說；「你大伯很喜歡你，今天對你的談話，是你大伯和我商量過的，雖然你和我們時常在一起，也最明白我們的生活情況，大伯的意思是讓你管理及處理我們的事，如果你願意，我們將會有許多事要交代給你，大伯和我都覺得你最合適，對你我們完全信任放心。如果你願意答應，我們也了卻一椿心事。」我的立即承諾，從此帶來了無限的牽掛。不知多少次，大媽一提到如果她先離世……總是淚流滿面，後來她體會到我愛大伯如同父親，逐漸流露出欣慰之情。

　　大媽常說：「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九九四年大伯、大媽選擇在夏威夷定居，我的父母已在該地居住多年，很順利地就將兄嫂的居住安頓妥善。當地的朋友熱烈地歡迎他們的到來，一連串的邀請聚會活動紛至沓來。大伯興致高，有請必樂意出席，這時為了大伯九十高齡的身體，大媽不得不執行她飽含關愛的「管束」。大伯稱大媽為「總司令」，從不抗命，大伯的風趣，常常引得大家開懷大笑。我一有假期就飛夏威夷，因大媽覺得在電話上交代我的事情不夠清楚，同時在台灣，我也忙於處理他們搬遷後的善後工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家父應邀赴北京參加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活動，臨行前，兄弟二人暢談此行的目的及意義，很是高興。孰料就在會議閉幕的當

晚，家父不幸心肌梗塞，救治無效與世長辭。噩耗傳至夏威夷，大伯頓時驚呆了，昏花的老眼淚水盈盈，失去了在異鄉相依為命的弟弟，怎能讓他不心痛至極！父親過世，閭蘅大姊和我本可以將母親接到香港或台灣同住，便於奉養照顧，然大伯他們剛剛遷居夏威夷不久，母親怎能於此時搬離？於是，次年我決定辭去台灣待遇優厚的工作，遷居至夏威夷與母親作伴，同時也繼續執行對大伯、大媽的承諾。我們一家人與大伯、大媽朝夕共處在藍天綠海間，一同沐浴著清爽怡人的海風，他們的臉上時時漾著孩童般的微笑，愉悅中我卻有一絲隱痛：大媽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時時離不開氧氣的補充，大伯四十餘歲時患嚴重眼疾，因居住深山中未能及時得到有效的治療，視力差

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大伯的眼及耳，但一大聲說話，即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對於來自各方難卻的盛情，無奈之下不得不卻。這也是讓盼望他們返故鄉的許許多多人最終失望和遺憾的原因。 　　「心有餘而力不足」，終讓大伯、大媽的鄉愁成了永遠的鄉愁。 　　回顧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大伯經過在浙江奉化，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郴州、沅陵，貴陽修文縣、陽明洞、靈山麒麟洞、開陽縣、桐梓縣，重慶等地的輾轉遷徙和顛沛流離，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到了台灣，幽禁於新竹縣竹東鎮的清泉井上溫泉，後於一九五七年十月遷至南部高雄西子灣，196

0年遷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一年後遷入自建的房屋，直到一九九四年移居夏威夷，幽禁歲月超過了半個世紀，耗盡了他們一生最好的年華，懷想之餘，怎不令人欷歔！ 　　在新竹井上溫泉與世隔絕的深山中，大伯與大媽互拍些照片寄給在美國的家屬，存在身邊的多是些底片。一九九０年前後，發現這些底片均已受潮，大媽見這些黏在一起的底片囑我丟棄，我不捨得。閭蘅大姐認為他們二位這段時間的生活鮮為人知，而照片最為可貴，於是不計費用，經過很長時間，尋求高技術處理，幸得部分可展示給讀者。從這些殘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們當時居住的環境及歲月的痕跡。這是大伯、大媽在台灣早期幽禁期間最真實的記錄與寫照。 　　今天能有此機會，回

顧往事，訴之於筆，真是感慨萬千。這本書的起止年限為一九四六~一九六０年。文字部分是依據大伯的記事簿、日記、信函及他們二位的口述，希望在讀者欣賞照片時，提供一些他們生活情況的背景資料。我與大伯、大媽有約，要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這僅僅是開始，我們將繼續整理他們留下的資料。 張閶芝 一、輾轉重慶 飛越海峽自從說要搬家，將近一個月，昨日汽車才來。今晨四點廿分在小雨中由桐梓天門洞出發，約十點抵東溪午餐，下午約六點抵渝，住於松林坡（為戴的訓練處所）。在松林坡住了半個多月，有張嚴佛夫婦、李雲波夫婦、楊繼雲、許（徐）遠舉等人，常來寓所玩玩，並贈送食品。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今日遷移，但余始終不知去

相（向）何處。早六點一刻，由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有李雲波、徐遠舉、郭處長等來送行。八點四十分抵武昌徐家柵機場加油，十二點一刻抵台北松山機場，余（始）知是到台灣。陳長官派周處長一鶚、劉縣長啟光、連謀、陳達元調查科長等在機場迎接，到陳達元寓所午餐，下午二點一刻由台北乘汽車動身，約五點半抵新竹，宿於招待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早九點許，由劉啟光縣長夫婦陪同乘汽車由新竹起程，約至下午一點許抵井上溫泉，余知此為余之新住所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一九四六年，對於已被囚禁十年之久的張學良來說，真是不平靜的一年。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一九四五年8月，張學良聽說日本投降了，真是「初聞涕淚滿衣裳」，家仇國恨，終得雪

恥，長夜難眠。此時似乎能看到恢復自由的一絲曙光。新年伊始，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前幾年的日記，每年的開頭統由九一八起，今年我又把它改回來了。九一八的問題雖然是有了結局，可是東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塊土裡還是埋藏著大量的炸藥，不曉得哪一天它還是會爆發的。可是，不只是東北喲，中國全國還不是一樣嗎！」讓人幾分歡喜，幾分憂愁。張學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靜的，作為軍人，他感到慚愧，沒能為抗戰出力，現在抗戰勝利了，他卻仍被關在貴州偏僻的「夜郎國」中，不知什麼時間才能離開。在貴州關押期間，他的活動範圍僅限在兩三百米內，白天在劉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釣，一到夜晚，便只能待在屋裡。囚禁地的內外圈，

均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軍統特務把守著，不允許任何外人擅自闖入。這種孤寂的囚禁生活，唯一可以慰藉的是，當收到各種報刊雜誌，獲悉外界的各種消息時，焦急心情才會慢慢平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