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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注音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釋迦牟尼佛寫的 祈福滿願套組《地藏經》：掌中法寶 和魯迅的 魯迅 雜文全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和好優文化所出版 。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所 黃秀政、吳政憲所指導 蔡明賢的 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91） （2016），提出囑注音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而第二篇論文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研究所 劉幸義所指導 龔漢云的 從法學與倫理學觀點探討緩和醫療問題 （1998），提出因為有 醫事倫理、自主原則、知情同意、緩和醫療、安寧照顧、安樂死、尊嚴死、醫師協助自殺的重點而找出了 囑注音的解答。
祈福滿願套組《地藏經》：掌中法寶
為了解決囑注音 的問題，作者釋迦牟尼佛 這樣論述：
★ 頂級工藝裝幀，極致精品風範，送禮自用兩相宜！ ★ 細膩雅緻禮盒，高雅布質封面，見之即生法喜心！ ★ 歐洲進口聖經紙內頁，色澤柔和護眼，輕薄易翻。 ★ 隨身法寶掌中規格，小法杖平安順遂、吉祥如意。 ★ 經文造型輕巧攜帶方便，全書注音久讀不煩惱心！ ◆ 地藏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全文共分十三品，是佛在忉利天為母親所說的殊勝經典，因此又被尊為「佛門孝經」。內容包括佛陀讚揚地藏菩薩大孝尊親、大願無私的精神，與修持《地藏經》的二十八種功德利益；更諄諄告誡世人孝為首善，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理。 欲為父母、眷屬（不論在世或往生）消障祈福，或為
累世冤親債主解冤釋結者，若能誠心護持讀誦，必得諸佛菩薩感應庇祐，獲無上福德。 修持法門 ◎ 諷誦： 應以虔誠恭敬之心和懺悔心唸誦。或跪、或立、或坐皆可。口唸：「恭請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慈悲護持」三稱，持誦經文時，若頭暈目眩、流眼淚、字體模糊、身體酸軟不適、心生疑惑、雜念紛至等現象，應以最懺悔的心，祈求冤親債主原諒，並可祈請他們一齊來誦經和禮佛懺悔，更要以最勇敢負責的心，來圓滿現前之因緣果報，方可消業。 ◎ 回向： 誦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而功德回向是很重要的。發願讀誦《地藏經》來超拔自己累生累世的冤親債主時（累世的父母也在其中，並且受益），以盡孝心、慈悲的心、懺悔的心、虔誠
恭敬之心而勇猛精進，易得到十方如來，諸佛菩薩的護持。 ◆ 平安小法杖（吊飾） 金錫杖開地獄門
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91）
為了解決囑注音 的問題，作者蔡明賢 這樣論述：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定「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政策方針，包括改正街道名稱、地名與國籍，查禁日本圖書、電影，禁絕日文報紙，學校中禁用日語，學校教員須受大量的「中國化」教育。國語運動中創辦《國語日報》，鼓勵恢復方言，但社會上仍需使用日文而主張緩禁。二二八事件中展現「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下的文化衝突，事件出現「日本化」復辟現象，官方多主張加強「中國化」教育；在派系鬥爭中，批鬥蔣渭川和林獻堂為「御用紳士」，符合「去日本化」的政治正確原則；學校師生不少人參與事件，事件後「中國化」教育繼續加強，展現國家機器對教育的宰制。 從臺南延平郡王祠到神社的改建，到每年祭祀鄭氏的盛況，當局明顯利用鄭
氏意象教化人民；鄭氏登陸300周年祭典的「復臺」與「開臺」之名，涉及到「中國化」意識形態；臺北與臺南搶建鄭氏銅像，反映其民族大義精神作為世人榜樣；其意象也涉及「反共」與「反殖民」立場，當局不斷建構鄭氏精神與「反攻大陸」的連結，為達「中國化」政治目的而濫用鄭氏意象。神社背後代表「日本化」精神，戰後神社更改其地目、產權與用途，多數神社都改建成忠烈祠；1970年代外交困局，也藉由去除神社「日本意象」來宣揚民族精神，建構「太原五百完人」忠烈之形象，拉近臺灣與國共內戰的連結，「遙祭黃陵」儀式作為忠烈祠場域中的政治操控；1969年3月臺北市完工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可作為忠烈祠建物「中國化」之代表，臺人武裝抗
日之烈士如余清芳等都列進入祀名單。 國民黨與蔣中正都重視民族精神，1950年代繼續進行「去日本化」，包括學校、建物、街路名稱與文書票據等，公務機關禁用日語，此時屢頒民族精神教育原則，獨尊「中國文化」和「黨化教育」；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無論是國語文、史地等都充斥「黨化教育」，教導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高中增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初中增設書法練習，以「中國文化」的素養，教導學子認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共文革後，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化」達到頂峰，並結合國民生活凝聚意識；退出聯合國時發起「莊敬自強」運動，1970年代電視台方言節目屢遭捍衛國語者批判，制定節慶、國旗、國歌與國父蔣
公遺像的規定，明文規定看電影前必須先唱國歌；利用「孔子」意象營造中國儒家文化至上，制定孔子誕辰紀念辦法，1970年代重視儒家傳統，臺北、臺中與高雄孔廟都重建或興建，臺人姓氏祖籍溯源能反映「臺灣人為中國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重視傳統漢人的民俗技藝。 解嚴前黨外運動質疑「中國化」政策，批判孔子、教科書與國語運動，形成「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辯證關係，1980年代的「臺灣結」與「中國結」議題，反映國人不滿獨尊「中國化」；1991年6月解除看電影前唱國歌的規定，民主化改革初步成功；1981年11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出現轉向，將傳統的民俗技藝轉化成「復興中華文化」或「文
化中國化」的精神，「本土化」開始與「中國化」合流，另外1991年3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成「文化總會」，同年底國民大會全面改選，都象徵「中國化」政策的結束。過去「日本化」與「本土化」立場都曾與「中國化」衝突，多元化的臺灣社會能使三者並行不悖，「中國化」與「本土化」不必然代表統獨立場。
魯迅 雜文全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
為了解決囑注音 的問題，作者魯迅 這樣論述：
當遭遇壓迫，有誰發一句質問、提一句抗議？ 當有人反抗，卻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在「他們」的輓聯上，說是「遺臭萬年」。 本書收錄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偽自由書》、一九三四年《准風月談》、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花邊文學》。 ▌《偽自由書》▌ 《偽自由書》出版於一九三三年。本書收錄魯迅與當時瞿秋白撰寫，但以魯迅之名發表的四十三篇雜文。這時的魯迅，除了用本名發表文章外，也使用若干化名。原因無他，《偽自由書》的〈前記〉已經寫明，此時的他已經招來官方與出版社的打壓。打壓的面向，除了時事上的針砭外，文壇、左派同志之間的排擠與競爭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我想，中國
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 －高等人向來就善于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 魯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本書收錄的是他逝世前三年的作品。彼時，即便面臨外國侵略勢力，中國人仍不遺餘力地自相殘殺，內鬥的範圍甚至縮小到文壇及左派自身。本書內容行文諷刺意味濃厚，但如今讀來，也可見魯迅在無能為力、無力回天之下的無可奈何。 ▌《准風月談》▌
《准風月談》出版於一九三四年。本書同樣收錄魯迅與當時瞿秋白撰寫，但以魯迅之名發表的雜文作品。此時，魯迅仍處在官方、文壇與左派同志的攻訐下，他依然使用筆名，筆鋒卻未失其銳氣。本書中不但談到魯迅所痛恨的「奴才」，魯迅更進一步談到，出賣靈魂的知識份子如何成為壓迫者的幫手，逼使青年成為奴才。 －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 －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 －所「牧」者，牛羊也，比野獸怯弱，因此也就無須乎專靠「信任」，不妨兼用著拳頭，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
至少，也會發生跪著的革命。 這個時期的魯迅，在其雜文中越來越可見到他對知識分子的期許、但更多的是失望。仍見得到他對現代中國的期待，但更多的也仍是失望。知識分子應該是什麼？應該做什麼？在他尖銳的筆鋒下，仍可見他勉力讓自己對中國的未來懷抱希望。 ▌《花邊文學》▌ 《花邊文學》出版於一九三六年，魯迅亦於本年逝世。本書收錄魯迅的六十一篇雜文。 此時，中國已經進入抗日戰爭的第二年。不僅在政壇上，對如何抗日、如何救國多有爭論，文壇也愈見分裂。「國防文學」與魯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形成文壇上的兩個口號之爭，有趣的是，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卻是日後對魯迅推崇備至
的中國共產黨。 －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 魯迅死後，人們把他收錄在《且介亭雜文末編》當中的〈死〉一文當作是他的遺囑。作為近代、現代中國的代表性作家，魯迅提出七點，第五項是：「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
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七點則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而由魯迅留下的「遺囑」，則可見其在與國民政府對抗、與文壇交鋒積累下，對於文人、或知識分子的省思與批判。
從法學與倫理學觀點探討緩和醫療問題
為了解決囑注音 的問題，作者龔漢云 這樣論述：
本論文研究目的主要在將緩和醫療與安樂死等相關概念做一番區分，並進而在醫事倫理上與法律上得到合理的論證。由於我國正極力推行緩和醫療或安寧照顧，以服務眾多癌症末期病患。但又因一些個案故，亦有許多人士倡議安樂死之立法，甚至以之為先進國家之指標。緩和醫療與安樂死等之立法兩者間並無直接的關聯性，不過可能針對相同類型的病患而發，且由於緩和醫療的內容，常會引發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的聯想，這對緩和醫療的推動無疑是很大的挑戰。然而醫事倫理的首要原則：尊重自主原則，在我國父權模式的醫病關係中，不能得到良好的運作，自然無法顧及病患拒絕治療的問題，這才是緩和醫療所面臨的最大障礙。 本文以文獻考查的方
式，先就醫事倫理理論與體系加以呈現，了解醫學決定的不確定性。其次將自殺、安樂死、醫師協助自殺、尊嚴死與緩和醫療，從法學方法論角度將之作定義上及範圍的分析，來突顯緩和醫療與他者之不同。而後呈現緩和醫療的倫理爭議問題，以及病患自主權在其中的地位，與目前現行法對應的處置。最後進入立法論的階段，探討各國與我國的立法趨勢，以及所面臨到的困難與處理，而反面推得緩和醫療在現階段的迫切需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