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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文化主義看臺灣原住民族社會處境變遷

為了解決國慶日教案的問題，作者黃士峰 這樣論述：

本研究係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出發點，論述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質內涵、發展變遷、重要性，並從多元文化主義以族群為基點的概念，探究我國原住民族在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遷台後不同時空背景的土地政策、文化衝擊、政治處境，其中又以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時間為基準，分別將立法前與立法後我國原住民族的處境兩相對照。縱觀我國原住民族長期受到殖民、開墾、移民等因素的影響，被迫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性、傳統領域、文化、宗教，直到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開始以「原住民個人權利」、「原住民族集體權利」提出訴求；其次，相較於200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我國更早於2005年立訂《原住民族基本法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我國原住民族並沒有因為立法的保障而減少訴求，例如原住民族狩獵及採集觸法問題、民族教育的缺陷、傳統領域劃設爭議等。因此，本研究將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現行權利與「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內容比較是否周延，並從筆者的深度訪談過程中，深刻理解原住民族過去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境、現階段政策施行概況、對未來政策制定的訴求。此外，全世界關注「原住民」議題的國家相當多，本研究列舉較為世人所熟知者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三個國家，個別介紹其歷史背景以及在多元文化主義精神下所展現的可行性作為及發展策略。總而言之，本研究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不應再僅止於文字上的規範，而是必須盡可能的

去中心化、了解彼此差異，而後才能凝聚國家認同的共識；原漢族群之間也惟有逐步地實踐彼此尊重、包容的態度，才能展現臺灣社會多族群、多文化的特性，進而共同參與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生活的建構。

空間與政治-- 臺北市中正紀念堂區的起與變(1975~2012)

為了解決國慶日教案的問題，作者呂詠彥 這樣論述：

本論文運用總統府檔案、行政院檔案、監察院檔案、國史館檔案、檔案管理局檔案及政府各部門公報和榮工處的檔案和報刊等資料，對於蔣中正逝世之後，在臺北市區所建立的中正紀念堂的發展過程重新進行論述。除了第一章和末章結論外，其餘內容分別由五個章次來敘述。 原本已規劃為臺北市副都心的舊有營區，成為紀念蔣中正的文化園區，中正紀念堂在此處昂然聳立，背後的各項因素值得深入探討。在第二章，當年紀念堂的設計圖在競圖時，為何不是由評選出的第一名拔得頭籌，雖然過去研究者做出初步的解答，然而為求得較以往的研究更為客觀的看法，本論文中對於當年參與競圖者及建築學者採取更全面性的口述訪談，甚而推翻部分學者認為費驊

家族參與其事應當避嫌的臆測。在第三章中，利用榮工處所出版的各類刊物與坊間的報導和建築界人士的說法進行對照，以目前和當年的施工技法來論斷，紀念堂的工程技術是否引領風騷、開創新局，在文中呈列出各界不同的看法。 中正紀念堂由創始至今，從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再到教育部，2012年5月後改隸於新設之文化部之下，臺北市的國立國父紀念館也隨著改變，歷次的改隸都有其背景因素，第四章中就對於內部行政體制的流變加以披陳，亦對堂內常設展和一般的展場的內容詳加敘述、探討，觀者可見蔣中正文物展視室的物件數量有限，展出的物件卻都具有選擇性，均為顯揚蔣中正的偉大，而無參入任何負面的成份，其他的展覽場地管理處則向參

展者和廠商收取租金，爭取業務營收成為該單位今後拓展的方向。而紀念堂區和廣場多年來被喻為臺灣民主的聖地，不但是國內反威權爭人權的聚會發聲場所，也是聲援海外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地方；2007年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後期對紀念堂採行拆匾更名的行動，各方的反應不一，論文的第五章透過相關人士的訪談，把這次震驚各界的行動從改名到復名，構織出前人研究所未及的細密過程。第六章則舉美國、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之紀念館堂之展場布局及規畫與中正紀念堂進行比較，社會主義國家為強化內部的團結，展示亡者不腐的身軀是主要的做法，近年來的民主國家則用庭園式的設計配合各類塑像，使參訪者與該處更加地親近。關鍵詞：中正紀念堂，更名，展視空間，

政治議題、庭園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