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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族主義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三聯編輯部寫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版) 和王明珂,黃克武,趙樹岡,楊思機,吳啟訥,蔡偉傑,楊奎松,祁進玉,劉目斌,簡金生,陳乃華,賈建飛,馬健雄,華濤,崔忠洲的 隱藏的人群：近代中國的族群與邊疆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如何看待知乎上對於大漢族主義的詆毀態度？也說明：我反對一切極端民族主義，我追求的是所有民族的平等。 我當然知道某些民族有特權，但這並不說明大漢族主義是對的。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三聯 和秀威資訊所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葉浩、高國魁所指導 鮑羿岑的 疫情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2021），提出大漢族主義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民族主義理論、中國民族主義、COVID-19、極權主義。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法律學系 鍾芳樺所指導 魏子璇的 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1949-2019） （2020），提出因為有 法治、社會主義、中國憲法史、中國政治史、合法性的重點而找出了 大漢族主義的解答。
最後網站觀點投書：「台語」這個稱呼是大漢族主義的歧視則補充：招工廣告要求母語是Taiwanese。從來沒去過台灣的中國人也可能去應徵，這不是很奇怪嗎？有些外國人肯定會以為中國的閩南語和「台語」是完全不同的方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版)
為了解決大漢族主義 的問題，作者三聯編輯部 這樣論述：
本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合編本。所選底本權威，結合實際對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增加第十四條，即“國安法”相關內容；結合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所作的修訂進行更新。
大漢族主義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我再解釋中華文化迷思的問題。這個迷思其實是中國人學習外國的，因為不夠人打，學了nation state民族國家，吸引外國經驗，建立民族或國族國家這東西。在十六世紀西班牙是第一個民族或國族國家。國族國家以前很多是同一「種族」，同一宗教，更多是同一的語言。我講過結果這些國族國家很好打，因為他們的交易成本最低，以前是複數帝國，有很多語言和宗教，大家是對帝國效忠。N民族國家其實最初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十八世紀末期是法國，然後十九世紀到德國意大利。他們最好打，所以全世界都開始學，中國在清末開始學這民族國家，要學這種國家一定要建造一個「神話」，令全國人相信的。
有幾點想講的，第一，孫中山興中會同盟會都是驅逐韃虜，話要趕滿州人走，但一得到政權又忽然不驅逐韃虜，變了五族共和。但人家何時話和你共和呢？首個myth是沒有問過人的，強要把人共和當中，塑造一個假的東西，但根本不存在的，就叫做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不存在的東西。其實所講的是其他人不同意的，除了漢族，我想壯族可能有些人會承認，但蒙古人應該不會承認中華民族，藏人、維吾爾人怎會承認是中華民族一部分呢？那東西根本是一個「神話」。
然後大漢族主義又是另一「神話」，話大漢族是一個純正的血統。佔了中國九成多的人口大漢族其實是相當混雜。我上次講過，愛好和平其實又是一個「神話」，因為不夠人強才講愛好和平，其實當國勢強的時候，漢唐，即使數不數清也好，只是元不應該數入去，清可以計入去中國。因為清就是奉行漢族文化的帝國，即使滿人未京之前，也是奉行儒家文化的。總之這些時期，中國人是不計成本，可以攻打地方都攻打了。北至戈壁沙漠，西面打到塔克拉馬干沙漠，這已是最難搞的沙漠，當時沒有火車﹐是很難越過那裏。東面有時都會去打朝鮮，但長白山和原始森林隔開，所以很難越過那裏。南面就多次去打緬甸和越南，但因為瘧疾而慘敗。中國和平的真相就是這樣。中國其實是攻打至沒法再打下去為止，除非不夠人強給打退。
有些人話歐洲人很殘忍，但不夠中國人殘忍。如果讀歷史，明清殺苗瑤從不手軟，以前在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都還是苗瑤壯族為多數，但給斬盡殺絕。乾隆打准噶爾，把整個民族滅絕，凡車輪以上的人全部殺光。這都是自己塑造的「神話」。另一「神話」是中國很富強偉大民族，無故受西方的欺凌，西方搶盡中國的錢，令中國很窮，所以我們有權做任何事，包括欺壓自己國家的人，然後有權向外國報復，這是所謂現代中華文化精神所在。他們最重要的論述就是這點。傅振中話人不讀歷史，其實是他沒有讀歷史。他就是相信這套東西。這套東西可以分七八段去反駁。
首先，列強來中國貿易，佔領了一些租界，但主要的中國領土是沒有侵略，後來打中國的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最多的是俄國，拿了外興安嶺二百萬地。西方列強主要和中國做生意。做生意的過程，中國的GDP也在增長，絕對不是給人搶了錢而窮。因為做生意的結果是互利的。清朝的所謂乾隆盛世，每年的國庫收入只有二千多萬兩，但之後GDP每年都增長了，到了清末，變了八九千萬兩。而且物資生活大量充裕了。以前窮人用土布，是用棉花織的布是很厚有毛的，一換了洋布就薄了很多和滑，質地改善了很多，生活質素是有所提升。經濟增長就是看人生活有沒有改善。話西方搶到中國窮，那已經是一大錯誤。那只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當是比不上人，只是增長得比人慢，而不是別人來搶窮了中國。整套西方侵略令人窮的論述是徹底錯誤。
在十九世紀，列強未侵略非洲前，整個非洲只有千多萬人，而且經常有人饑荒餓死。但列強侵略之後人口卻過億了。現在已有幾億人，除了那些饑荒地方外，都有東西吃了。非洲愈侵略愈有錢。因為現代技術傳入，而且貿易永遠是雙贏互利的。話非洲因為侵略而窮了的是錯的，以非洲以前的生產力根本養不起幾千萬人。左膠的論述根本不看數據。這只是一小節，這題目可以講十多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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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為了解決大漢族主義 的問題，作者鮑羿岑 這樣論述：
在近兩年爆發的COVID-19中，諸多官方論述顯示中國出現了一種全新形態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和西方民族主義理論不同，也和中國自身的民族主義經驗研究不同。本文以官方論述為分析對象，設定COVID-19為終點溯源，考察此種全新形態的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的。最終發現，它以美德（virtue）為樞紐連結公民民族主義和族裔民族主義，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歷史觀念作爲基礎消弭永存論（perennialism）、現代論（modernism）和族裔象徵論（ethnosymbolism）之間的矛盾。在論述上，COVID-19和中國民族主義的結合跳出了「屈辱敘事」和「天下理論」的框架，形成一種左翼共產主義思想
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混合形態。生產上述論述的，是一套當代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體制。
隱藏的人群：近代中國的族群與邊疆
為了解決大漢族主義 的問題，作者王明珂,黃克武,趙樹岡,楊思機,吳啟訥,蔡偉傑,楊奎松,祁進玉,劉目斌,簡金生,陳乃華,賈建飛,馬健雄,華濤,崔忠洲 這樣論述：
「中華民族」的意涵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統治者如何將邊疆的人與地納入國家的政治結構秩序內？擺盪於「國族」與「我族」之間，邊疆之人係以一個「民族」群體還是個別的「國民」身分存在於國家之中？近代中國邊疆究竟如何在變遷中，一步步成為當代的樣貌？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少數民族的建構歷程」（2015-2017）的研究成果。本書之標題『隱藏的人群』一語意指在統一政治體與明確的國家邊界之內，有或隱或現、文化背景不同的各種人群，同時也有一些跨越邊界的人群；他們的互動影響到近代「國族建構」的複雜歷程。全書包括三大主題：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國
族建構、非漢族群的視角與中國伊斯蘭的近代演變。本論文集最大的意義在於匯集了相關領域當前研究的最新成果，對於國族建構與少數民族邊界與認同問題提出宏觀與具體的研究。」──黃克武 「[本論文集]各篇文章（…略…）專注於近代中國邊疆發生的一些變化，以及它們如何形成「當代」。這是關於形成過程的研究；一種邊緣研究。對變遷發生的「邊緣」進入深入地觀察、剖析。在本論文集中「邊緣」為：由帝制中國轉變到現代中國的邊緣時間 （清末至20世紀上半葉）、空間（中國邊疆）與人群（苗蠻、西番、回民、土著民族、少數民族等等）。作者們探討各方人群接觸時發生的微觀社會互動，或以及其間個人的情感、意圖與作為。……藉此，我們對
於『當代』由什麼樣的『過去』走來，以及這樣的『當代』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應當有更深入的認識、體悟與反思。」──王明珂 本書特色 最專業的學者群，從「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國族建構」、「非漢族群的視角」與「中國伊斯蘭的近代演變」三大面向切入，探究近代中國邊疆地區及蒙古族、回族、藏族、土族、白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如何在變遷中一步步走向當代的樣貌──
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共同綱領》到《八二憲法》（1949-2019）
為了解決大漢族主義 的問題，作者魏子璇 這樣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七十年的歷史，也可以濃縮為一部憲法史或法治史。憲法規範國家的性質、制度、任務等根本問題，憲法的根本法地位使得國家重大的社會變遷基本都會在憲法史中有所體現與映射。歷史包含諸多視角與領域，而憲法史主要注重的是憲法與社會現實變遷、尤其是與政治演變之間的相互關聯。縱觀共和國歷史，無論是政治史還是憲法史，整體看來都是在根據現實的變化與需要不斷校正；展現出一條烏托邦色彩與理念追求日益消逝，逐漸走向制度化與現代化的演變脈絡。中國官方當今對法治採用的表述是社會主義法治，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當然官方對社會主義概念的詮釋在數十年間不斷變動，對法治的認識同樣如此。社會主義制度一直被視為是國家
的根本制度，在現行憲法第一條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中，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一直是政權主要的合法性來源。但自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原有的意識形態愈發式微，與此相配套的計劃經濟政治體制也逐漸瓦解；這使得國家不得不開始逐漸發展市場經濟、主要依靠績效合法性，同時也因經濟績效存在的弊端與風險而逐漸建構法理合法性，重新強調實行法治路線，逐漸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治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而憲法又是法治的基礎，是衡量法治發展水平的尺度和基本要素。不過中國此前幾部憲法的內容中都只是分散地、間接地展現出了部分法治理念，尚未
上升到一定高度、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法治這個概念在憲法中的首次直接出現，是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法制一詞，這一轉變也代表著執政者對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此次修憲將中共「十五大」上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針寫入憲法並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而當今，隨著官方出於總結此前曲折歷程的教訓、彌補日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等考量而进一步地強調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不斷抬升法治與憲政等理念的地位；以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社會階層的多元分化、公民社會的逐漸形成，民眾的法治意識與權利意識逐漸覺醒，民間開始廣泛出現要求盡快落實法治的呼聲；因此官方與民間對實行法
治、甚至是實行憲政逐漸形成高度共識，全社會開始普遍關注法治建設的進展。儘管社會各方對法治的具体定義或认识一直都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在現實中法治理念的貫徹也仍然受到諸多束縛，但法治在中國日漸深化的整體態勢卻幾乎已是難以逆轉。而縱覽建國七十年來的法治史，明顯可以從中發現兩條相互聯動的線索與脈絡：明線是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動，而暗線則是民眾自下而上的追求。畢竟若從根本上看來，法治形成的過程實則正是受到兩個層面的雙向推動：基於社會上層尋求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建構統治合法性的需要以及社會底層制衡國家權力、保護自身權利免受侵害的需要。本文從現代中國的政治、憲法的演變歷程出發，通過法史學的視角概述法治理念在憲法演變
歷程中的發展過程，以及法治理念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不斷碰撞，嘗試探究法治在中國的變遷歷程與前景；通過對建國七十年來政治史與憲法史的梳理與分析，希望能為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以及未來的路徑方向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