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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代理孕母之法律規範

為了解決捐卵後遺症的問題，作者廖慧全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中國傳統社會自周公創立宗法制度以來，即形成以封疆及血緣為主軸之封建體制。由於宗法制度之運作，乃以血緣為其連繫因素，影響所及，中國歷代對於性及生殖之規定相當詳盡，男女間性的目的，純以傳宗接代為主要之考量；性的歡樂和需要只是「為生殖而存在之附屬屬性」。例如，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其中「無子去」之理由，乃「為其絕世也」。而唐律在戶婚律上規定之「婦人七出」中，更以「無子」為首，將無法傳宗接代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妻，並將之排除於婚姻保障之外。直至今日，「傳宗接代」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仍深

深地影響並主導社會的普遍價值。現代醫學知識雖已證實造成不孕的原因，男女所占因素各半，不過社會已習於將婦女懷孕、生產及哺育視為女性經驗的內在部分，因此仍使得不孕症婦女常背負著沉重之身心壓力。 近年來，由於整體大環境及生活型態的快速變遷，例如：工商發達而導致環境污染、工作忙碌、生活壓力倍增，以及結婚與生育年齡的提高等，使得不孕症人數有不斷增加之趨勢。據統計顯示，約有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育齡期（二十二至四十歲）夫妻有不孕症的困擾。人類自我延續乃是一種本能，希望擁有自己血緣的子女以綿延子嗣，更是人類基本的欲求。因此，不孕症不僅為已婚夫婦個人帶來身心的痛苦與煎熬，更成為其家庭問題

，日後甚且可能形成社會問題。幸而拜現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進步之賜，大部分的不孕症夫婦已可借助此項技術一圓擁有後嗣的夢想。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乃屬生物科技之一環，此項科技的發明，對受困於不孕症的人們而言，不啻為其找到了解決「無後」的良方，其內心之喜悅自是不言可喻。然而此項科技的快速進展，卻也對倫理、道德、血統、法律等產生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傳統上父母子女關係的建立，血緣與懷胎是母親必備的要素，然而代理孕母的出現卻使二者可以分離，一為基因上連繫者（捐卵人），一為生理上連繫者（分娩人），其對傳統親屬法體制產生之嚴重衝擊可想而知。 我國為因應人工協助生

殖科技所可能帶來之諸多問題，乃由行政院衛生署於七十五年七月八日公告「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並於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公告修正，用以確保此項生殖技術之正確使用，避免負面影響，並使醫事人員有所遵循，社會大眾有所共識，期能及時導正人工生殖技術於正途。其後該署復以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衛署保字第八三０七一０００號令頒「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全文計二十一條，以確保人工生殖之正確使用。惟基於人工協助生殖技術中代理孕母型態牽涉影響層面過廣及其所衍生的法律問題過於複雜等考量，是項辦法乃明文將代理孕母排除於允許施術的範圍之外。 近年來我國社會上屢有要求開放代理孕母的呼聲，和信

醫院藥劑科主任陳昭姿女士，更以一個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的患者身分，在國內各學術研討會現身說法，或於各學術性期刊為文著作，或接受記者之專訪，大力鼓吹政府應正視代理孕母合法化問題。我國甚至已發生跨海求子成功的案例。前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詹啟賢先生於八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在立法院表示：「中央絕對會兼顧法律、倫理、社會規範並參考外國經驗開放代理孕母」。前法務部部長廖正豪先生於八十六年九月十八日亦指示所屬研究代理孕母之適法性，並認為：「潮流不可擋，代理孕母有其需要」。一時之間，開放代理孕母合法化之議似乍現曙光，且成為社會上之熱門話題。贊成者與反對者持續於立法公聽會或於各學術期刊為文論戰。主張代理孕母合法化之理由，

概可歸納如下：為不孕夫妻之利益著想，認為此種技術如配合完善的管理，可造福不孕夫妻；從憲法保障生育權或追求幸福權的角度出發，認為人民有自由選擇包括代理孕母在內的生殖方式的權利；持女性主義立場者，認為代理孕母合法化，女性得以保有選擇生涯發展與擁有子女之自主權。至於反對者，約持以下之理由：認其牽涉之醫學、倫理、法律各層面之爭議及影響過鉅；認其造成女性子宮的商業化與工具化及嬰兒商品化之隱憂。至於由行政院衛生署擬議之「人工生殖法草案」，則將贊成與否決兩案併列，並於八十八年三月間完成審查，提報於行政院院會討論。 隨著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呈現多樣化的型

態。其基本類型約可區分為：人工體內受精、人工體外受精、胚胎移植、代理孕母及無性生殖等。上述類型，除代理孕母及無性生殖我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仍予以禁止施術外，其餘則不論其精、卵子之來源，皆已允許施術並有所規範，故其爭議性並不大。至無性生殖，就孕育人類生命之層面而言，其技術至今仍不夠成熟，且其生殖方式亦大異於自然界經由精、卵子受精之方式，因此對人倫秩序產生巨大之負面影響，在立法政策上實應予以禁止。而代理孕母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並不困難，但其卻對醫學、倫理、法律各層面造成莫大之衝擊，並引起學術界及民間諸多的論戰，實頗具研究之價值。故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係限縮於人工協助生殖型態中有關代理孕母之部分。

代理孕母（surrogate mother；surrogate motherhood）如純就人工協助生殖之技術面而言，其可能產生之型態共有八種之多。本論文因考量：依我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代理孕母只限於接受受術夫妻之精子、卵子或胚胎植入其生殖器官並代為孕育生產胎兒者。另研議中之人工生殖法草案乙案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亦僅同意夫妻雙方均具有健康生殖細胞者可藉由代理孕母生育，亦即目前我國只擬議允許所謂「單純借腹」之代理孕母型態存在。惟在外國，尤其是在美國之實例及立法建議中，則不限於前述單純借腹之代理孕母，同時兼有「既借卵又借腹」之型態，故本論文所論述之代

理孕母，實包括上述二種型態在內。復因代理孕母所衍生之法律面問題，涵蓋憲法、立法政策、行政法、民事法及刑事法等範圍，為求發揮科際整合及包裹立法之效，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兼及前四者之領域，惟不另涉及刑事法之討論，合先說明。 以下介紹本論文各章之重點如下：第一章先對文中所出現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之專有名詞予以定義，以免滋生疑義。第二章對人工協助生殖做一簡介，逐步引領大家認識人工協助生殖。第三章則進入本論文之主題，介紹代理孕母之意義、型態，並介紹各國有關代理孕母之立法概況，如：美國的代理孕母法範本草案（Draft ABA Model Surrogacy Act）、人工生殖子女法律

地位統一法（The Uniform Status of Children of Assisted Conception Act）；英國的瓦諾克報告（The Warnock Report）、代產安排法（Surrogacy Arrangements Act）、人類受精與胚胎法（Human Fertilization & Embryology Act）；香港的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Bill），以及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等。其次自憲法及公序良俗層面出發，探討代理孕母之容許性。第四章論述代理孕母契約及其所生子女之法律地位，內容包括：契約之性質、契約

之特質、當事人可能性及適格性、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及其所生子女之法律地位等。第五章為結論，提出本論文對代理孕母立法規範之見解。 凡違反自然之事，其所生問題必多。世界各國為因應此項生物科技所衍生之諸多問題，尤其是人工協助生殖型態中有關代理孕母的部分，莫不透過醫學與法律等學科之科際整合方式，積極研究因應解決之道。縱使各國對代理孕母所抱持之基本立場容或有禁止與開放之別，而已立法規範者，對代理孕母制度之設計容或有所不同。惟面對代理孕母對醫學、倫理、法律各層面之衝擊，均不敢有所輕忽。本論文提出之目的，除在積極肯定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對人類生育之貢獻外，更盼能提出人工協助生殖型態中有關

代理孕母之法律規範，俾尋求生物科技發展與人文價值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