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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崇德學院 一貫道研究所 洪淑芬所指導 顏金漢的 一貫道「普渡收圓」之研究 (2021),提出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34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一貫道、普渡收圓、本體觀宇宙觀、道統三期觀、心性修持觀、三曹普渡、儒家應運、大同世界。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祝平次所指導 李威寰的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2020),提出因為有 臺灣儒教、黃贊鈞、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孔孟學會、人海回瀾、正言的重點而找出了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34號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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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普渡收圓」之研究

為了解決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34號的問題,作者顏金漢 這樣論述:

摘 要  「普渡收圓」為一貫道傳道渡化之目的,其終極使命主要分兩個層面:論先天、論聖事,是渡盡九六億原佛子達本還源,回返無極理天;論後天、論人事,是將叔季末世挽回堯天舜日,萬教歸一,完成世界大同。在無生老母/明明上帝之天命主導及三佛奉命辦理收圓的大前提下,開展出青陽、紅陽及白陽三期應運及天命道統六十四代祖師之傳承,這一切的鋪陳皆為末後白陽期三曹普渡收圓一大事因緣而來。  「普渡收圓」作為一貫道的核心議題,足見其殊勝獨特性。因此,唯有回歸經訓文本,以一貫道祖師著作及仙佛聖訓為主要立論文獻,才能夠貼切的闡發這個主題的完整意義。立基於一貫道的主體文獻,本文以義理探析、歷史溯源、實務運作及終極目標四

大範疇,延伸成五大主題,涵蓋理與事之層面、歷史與實務等面向,透過文獻分析法,對於所蒐集的原始資料加以深入分析、整理與歸納,藉此來建構一貫道義理中對「普渡收圓」之完整詮釋。  在義理探析方面,主要以一貫道的「本體觀、宇宙觀」、「道統三期觀」及「心性修持觀」三大主題,建構「普渡收圓」之立論與意義。歷史溯源方面,論述明明上帝在這一元會之鋪排——三佛收圓,進而拓展為道統祖師傳承及分三期渡化九六原佛子達本還源之歷史演變。實務運作方面,則以「天命明師辦理普渡收圓」、「道降火宅與儒家應運」、「天人共辦之殊勝」、「一世修一世成」四大命題,闡明白陽應運的殊勝內涵;另以「三曹普渡(上渡氣天河漢星斗、中渡人間善男信

女、下渡地府幽冥鬼魂)」說明普渡收圓之實務操作。終極目標方面,以「萬教歸一」、「彌勒人間淨土/大同世界」及「龍華會」,梳理普渡收圓之願景與完成。  普渡收圓之任務艱鉅,並非一蹴而就,在三佛收圓之三期時序中,每個時段都在為整個收圓使命推展其應有之進程。青陽期應於伏羲時代,是道統之春,也是上天降道之始,此時道在君相,道與權合,以一人化天下,是「教之整」。青陽期上天降道,聖帝明王「制器尚象」、「首開道統心傳」,是「初收圓」的階段。紅陽期應於周昭王時代,是道統之夏,此時道降師儒,道與權分,一道化為三教,三教聖人,各化一方,是「教之散」。紅陽期可視為普渡收圓的準備期,漫長的三千年歲月,上天逐步鋪墊普渡收

圓之進路,從唐朝道脈由禪宗轉入火宅;至明朝初年,上天開始「捎書傳信」,預告末後普渡收圓之事;袁十二祖時「開荒下種」,廣植道種;到王十五祖開啟「出細收圓」,普渡收圓的因緣也隨之而漸次成熟。白陽期應於午未交替之際,是道統之秋,斯時道降庶民,大開普渡收圓,萬教歸一,是「教之合」。白陽期是普渡收圓的最後階段,由彌勒佛掌天盤、濟公活佛及月慧菩薩掌道盤,正式邁入末後「三曹普渡大收圓」時代,在白陽期一萬零八百年之聖業中,要共同完成渡化九六億原佛子回返無極、歸根認母的重大使命任務。  本文由以上之研究路徑探討「普渡收圓」在事之層次所開展出的相關面向,尤其是白陽期三曹普渡所欲完成之道挽劫難、萬教歸一、天開科選、

人間淨土等議題,進而歸納出「普渡收圓」在理層次所具有的五大意義:一、歸根義/還原義/返本義/歸空義;二、濟渡義/拯救義;三、統合義/歸真義;四、篩選義/考核義/選拔義;五、重整義/究竟義/圓滿義,用以證成一貫道「普渡收圓」之內涵實兼具「理事之圓滿」。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34號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