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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張長義所指導 陳曉偉的 城市音樂生活與政治之研究-以臺北市街頭音樂為個案 (2013),提出日本街道電腦桌布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通俗音樂、城市、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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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音樂生活與政治之研究-以臺北市街頭音樂為個案

為了解決日本街道電腦桌布的問題,作者陳曉偉 這樣論述:

音樂早已普遍地瀰漫進入當代城市生活,在購物中心、商廊、地鐵/捷運站公共空間、商店、公車、計程車裡,甚至伴隨著隨身聽、ipod的城市漫步。音樂總是無所不在構築著我們的城市日常經驗……一種隨處可見的景觀、細膩地介入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生活裡普遍存在的成分。然而,它與城市生活間關係的探討,卻仍是一有待充分探索的領域。本研究以音樂及城市生活間的關係為核心論題—首先,以「日常調節(everyday regulation)」觀點,切入並描繪通俗音樂在當代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調節)角色,指出當代通俗音樂的疑旨,乃存於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範疇中。其次,通俗音樂作為一種解放道路(這是喧騰於上

世紀關於通俗文化產品作為資本主義附庸抑或抵抗出路的論辯一方),在此仍有所啟發,本研究用以思索在當代城市生活場域,通俗音樂是否仍具可能性。近年臺北,伴隨市府對於街頭藝人的推動,街頭音樂(street music)隨處可聞,豐富了城市街景,已成為21世紀後臺北市公共生活特有的文化現象,當城市看(聽)似更加多姿多彩,當政權聲稱「街頭藝人讓藝術融入生活」並鼓吹市民「不吝打賞」時,街頭藝人被視為能夠為城市公共生活注入活水。然而依據本研究觀察,市民其實往往只能依據政權所圈限,在特定時間地點進行這種一般城市音樂經驗之外(隨身聽、室內/戶外大型演唱會、KTV)的戶外音樂活動,所謂「藝術融入生活」,已普遍成為假

日商業鬧區公共空間裡,一種另類的個體消費,在街頭音樂家演出的現場,安分駐足聆聽、「打賞」的個體身體,隨處可見。重回上述思考軸線,我們懷疑當代臺北的街頭音樂,其實正牽連著某種調節,在公共空間裡塑造著安分合宜的城市身體—當代臺北街頭音樂遂成了本研究經驗層次的疑旨對象。本研究主要藉由晚近興盛於臺北的街頭音樂(藝人)現象,來回饋「通俗音樂、城市生活與政治」這個論題,主要理論及經驗性的疑旨在於:街頭音樂對於晚近臺北城市生活的意義何在?是作為城市(生活)調節的一部份,抑或具有開啟嶄新城市生活的可能?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首先必須釐清當代「通俗音樂、城市生活及政治」間的聯繫,也就是建立分析當代「城市音樂生

活」的理論架構(第二章)。接著,鋪陳臺北街頭音樂生活(street musical life)的歷史脈絡,以為本研究場域構築所需的歷史地理基礎(第四章)。其三,從鉅觀/整體性角度對臺北市街頭音樂進行切入,描繪其所牽涉之日常調節政治(第五章),同時也在微觀及具體經驗層次,對特定街頭音樂進行檢視(第六章),最後,作出結論(第七章)。綜觀之,臺北市這個晚近的街頭文化現象,在「聽」似多采多姿的城市流動聲景裡,框架著(framing)某種身體馴化(taming)及個體式經驗邏輯,使得街頭音樂普遍所彰顯的公共生活,必須歸屬於城市生活疏離(alienation)的一部份予以理解。結果,臺北市民面對了另一回合

,在聽覺美學面向上的身體調節政治,過程中,(急著向西方城市看齊的)城市政權,主流市民及媒體皆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即使如此,街頭表演作為市民一另類「發聲」管道,本身即意涵著與城市遭逢(encounter the city),畢竟音樂是足以渲染集體情緒的媒介,當本地或自各地蜂擁而至的街頭音樂家,表演只為了某種交往性的身體愉悅(與人為善地自我展現),演出當下即可能形成某種去除疏離的結界,藉由音樂,誘發(人際)交往、肢體開展…愉悅的城市身體,使城市成為遭逢會遇的場所。關於「音樂解放性」以及「城市解放性」兩個延續通俗音樂及城市研究脈絡的傳統論題,本研究發現,在「日常生活」的平臺上,「音樂作為藝術之解放性」

與「城市作為人類解放場域」兩者的遭逢、交會與融合—「音樂解放性必須在城市生活裡實現,而音樂的解放也就變成了城市的解放」。只是,不能不注意,街頭音樂為臺北市所開啟,在公共空間哼唱、演奏、聆聽,甚至隨音樂起舞的嶄新生活經驗,背後的安全閥:時空安置、關於社會秩序之法規,藝人甄選下,並非人人有資格上街頭哼唱演奏等,使得我們無法對於街頭音樂抱持過度樂觀的態度。最後,本研究重申應政治性地看待「通俗音樂—城市生活」,通俗音樂對於當代城市生活的意義,是作為城市(生活)調節的一部份,同時亦具有開啟嶄新城市生活的可能,但可能究竟為何,則必須回到具體的歷史地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