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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捷徑：解說禪宗重要開示《溈山警策》

為了解決甘旨的問題，作者妙參 這樣論述：

依理破執、以行除障 心法相應，道成圓滿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簡稱《溈山警策》，是唐朝溈山靈佑禪師的開示，也是禪宗很重要的一篇開示。警策就是告訴我們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 　　本書透過妙參和尚詳細的解說《溈山警策》，引導修行人更深入的了解入道方法、修行過程易犯的過失，幫助修行人更容易達到解脫自在的境界。 　　書中提到，修行是收斂，不是外放，把習氣一直收，妄想一直破。一個人越收斂，外境對他的影響就越少，心就越來越平靜、寧靜、清淨。不管年齡幾歲，越改、越放下就會越輕鬆、越進步、越光明，因為能破除習氣執著，障礙就少。 　　修行要有正確的心法知見，要有清淨的環境，要有時間用功自省，並

且要能從逆境中自覺，看到自己的執著習氣。要明瞭，生命中的種種障礙都是習氣執感應出來的業報，心法相應，所以必然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依理破執、以行除障、心法相應，方能道成圓滿，這是修行成道最直接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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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形構所見殷商文化之研究

為了解決甘旨的問題，作者林郁屏 這樣論述：

本論文針對甲骨文所呈現的形體結構，結合出土器物、先秦史料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相參照，利用其構形方式能承載客觀事物的特性，追溯上古尤其是殷商時期的社會脈動、生活狀況等物質文明及觀察事物、解讀現象等精神文明進行探索與追根。其方式是將1067個甲骨文字擇其代表字或異構，條分縷析，輔以文例，佐以實物，追索初形本義；並將所有字例分類分項，彙整相關字群，歸納整理出殷商之人體認知、殷商之自然觀察、殷商之經濟生活、殷商之生活建造、殷商之政治組成與殷商之精神享有等主題，以期對殷商文化進行全面的認識與探析。

談文學(四版)

為了解決甘旨的問題，作者鄭騫 這樣論述：

　　★十位跨領域大師談文學 　　★一場感性與理性的對話 　　★收錄錢穆、琦君、彭歌等多位大師作品 　　有人說，文學是高掛的藝術品；有人說，文學是流淚的社會實踐；也有人說，文學是火把，我們借別人的火來燃燒自己，最後為大家所共同。 　　「到底文學是什麼？」 　　與大師一起暢談那些年、那些文學。 　　本書為民國六十年「新文藝講座」的講稿集結，邀請十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名家，一起「談文學」。錢穆〈學術與人才〉強調重視原有文化；邢光祖〈中國文學欣賞〉引述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鄭騫〈中國文學的精義〉舉例闡述中國文學的特質；崔垂言〈莊子對中國文藝的影響〉深入分析莊子哲學；潘琦君〈中國詩詞之演進及其戰

鬥性〉談古典文學中的積極意識；成中英〈存在主義與中國哲學〉比較中西哲學異同；俞大綱〈國劇學理〉是中國戲曲入門必讀篇章；黃得石〈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記錄了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環；葉維廉〈從比較的方法論中國詩的視境〉從中國古典詩詞翻譯論中西文學的各自特點；以及彭歌〈弗洛依德、存在主義與文學〉放眼世界並提出追求和諧的人生態度。 　　作者群為各個領域前賢，其多元理論見解、深厚的眼識觀點，必能帶領現代讀者探索文學廣博的世界。  

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為了解決甘旨的問題，作者鄭雅如 這樣論述：

傳統中國社會十分重視「孝」，善事父母是其基本內涵。孝道必須落實於人子的具體行動，但是如何實踐孝行經常不由個人自主，往往受到特定文化觀念，制度規範、風俗信仰等機制引導或限制。本論文以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為主題，所關注者，並非個別的特殊孝行，而是從各個體制脈絡，如官僚制度、禮律規範、社會習俗、宗教文化等層面，考察士人如何實踐社會文化所認定的基本子道：包括養親、服喪、葬親、祭祀，以及於唐代獲得長足發展的追贈先世和追薦冥福。追索影響唐代士人行孝的諸多制度於中古時期的發展演變，檢視孝道倫理與政治、社會、文化如何交會互動，士人實踐孝道可能遭遇什麼困難，行孝重心落於何處，評價標準有何變化。藉由重建

唐代士人身處之倫理體制與情境，捕捉唐代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唐代孝道文化的特質。本論文除緒論與結論，正文內容概分為四章。第一章考察士人如何實踐養親、侍親與服喪。士人以仕宦為業，取祿養親成為士人追求仕途的藉口與動力；然而由於仕宦體制的變革，不斷遷轉的宦遊生涯，對於士人的倫理生活帶來諸多影響，士人如何處理倫理衝突、公私困境，除了衡量個別家庭的人口結構、經濟資源、親友援助網絡等條件，進入官僚體制的士人，公私生活也必須配合官僚體制的運作，遵從國家規範以行事。隨著中古時期儒家倫理的法制化，父母老疾歸侍、為親解官服喪等，從禮經成說化身為國家法令，儒家禮制對於士人生活的指導作用得到進一步強化。但是規範解職侍親

、依禮服喪的同時，以政務需求為優先，強迫留任、起復任官亦不時發生。在官員推辭起復的表文中，流露的親子情感與闕侍之憾雖是有心凸顯，但也反映了唐代士人依違於仕宦與事親可能難以兼顧的共相，凸顯官員從私家進入公門，如何行孝身不由己。第二章以祔葬先塋之禮俗為主軸，討論士人的葬親實踐。仕宦體制的變遷造成唐代士人頻繁地移動，籍貫、居住地、卒地經常互不重疊，士人家族歸葬一地代價很高，歸祔的孝道意義反而更加凸顯。歸祔被視為重要的倫理實踐，背後可能牽涉到深層的文化價值：一是相信死後團圓、侍親於地下；二是投射現世倫理關係與親子之情；三是認為親子身體一體同氣，歸葬完成了生命的歸全返本。弔詭的是，或因無力歸葬，或受到拘

忌葬年、厚葬為孝等社會風習影響，權殯緩葬的現象頗為普遍；加上士人公務羈絆、旅宦四方，拖延葬親數十年，甚至經歷二、三代的現象不時可見，造成士人沈重的心理壓力。第三章以朝廷追贈官員先世為核心，討論士人揚名顯親之孝。漢唐之間追贈先世由皇室獨享擴及臣下，追贈官員先世在唐代大赦禮中成為慣例，追贈資格依據子孫的官品、職位，故士人盡忠報國、戮力王事，不只是自身得到官職升擢，仕宦的成功一併帶來榮親之孝實現的機會。士人於宦遊遷轉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事親與仕宦難以兼顧的困境，或是來不及在父母生前盡到甘旨奉養與官爵之榮，皇帝施恩賜予的追贈官封，有助於彌補孝行，皇恩成為實現「揚名顯親」不可缺少的一環，令喪親官員企慕嚮往

。下行上呈的追贈文書構築了彰顯皇帝孝治天下、人子以榮親為大孝、盡忠可以成就孝行的論述，家與國的關係在追贈制度中，得到更緊密的正向結合。其影響更及於宋代以降。第四章討論祭祀祖先與追薦冥福。祭祀祖先在唐代大略分為廟祭（寢祭）及墓祭，官方制定相關儀節，規範上下階層如何祭祖，可說是祀先之禮從禮經進一步落實的一大發展。尤其五品以上官員可立家廟，仕宦顯貴與追遠敬先形成正向連結。唐人重視墓祭，然而宦遊異鄉的士人經常拜掃有缺。晚唐出現官員長年未能祭掃墳墓，故將祭祀託付寺院道觀的情形，此風並延續到宋元，成為普遍的風俗，反映了宗教信仰與仕宦情境足以改變倫理實踐的方式。除了以祭祀為事死之孝，中古時期隨著佛教的流行，

為先人追薦冥福以救苦離惡，也成為重要的孝行實踐。雖然實踐者不限於士人階層，但是這種新型態的孝道實踐，有助於彌補事親有闕的遺憾，對於士人的孝道困境頗能提供抒解，而在追福活動中先人與子孫的互動關係與傳統型態有別，對於孝道內涵與意義也帶來不同的激盪。唐代士人於宦遊遷轉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侍親與仕宦難以兼顧的困境，然而仕宦上的成就也幫助取得實踐孝道的資本，官位顯達者，足以厚祿致養，為母親取得命婦資格，或追贈父母、提昇墓葬等級，建立家廟、取得祭祀權。凸顯士人的政治身分對於家庭角色的承擔具有相當影響，甚至越過兄弟間嫡、庶、長、幼之倫理秩序，以及相應的責任，影響家內秩序。不過追求仕途而事親有闕的士人，遠多於能

夠得到國家助成孝行者。對於同樣陷入孝道困境、卻無法以官爵榮親的士人而言，為父母追薦冥福似乎正補充了一個行孝的闕口；沒有身分限制與生死之隔，提供了永遠負欠親恩的孝子容易實行的報恩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