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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死：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誰(三版平裝本)

為了解決聖人 皇后的問題，作者柏楊 這樣論述：

　　《帝王之死》包括《可怕的掘墓人》和《忘了他是誰》兩部作品。   　　一九八三年，柏楊在《美洲中國時報》寫讀史專欄「帝王之死」，結集而成二輯：《可怕的掘墓人》和《忘了他是誰》。   　　第一集從黃帝時代到春秋時期，介紹了伊祁放勳（堯帝）、姚重華（舜帝）、姒相和后羿、寒浞、姒孔申、姒履癸（桀帝）、子受辛（紂帝）、姬瑕（周昭王）、姬靖（周宣王）、姬宮涅（周幽王）、姬頹、姬帶、羋熊艱（杜敖）、羋熊惲（楚成王），柏楊不稱其「尊號」，皆直呼其名，但在每位帝王之前都做了一個小檔案，包括時代、王朝、綽號、在位、遭遇等五項，內文則大量使用古史文獻，夾敘夾議，說得我們如見其人，而各種敗亡之

因果，亦昭然若揭了。   　　第二集寫了十二位帝王，包括楚國的羋麇（郟敖）；羋圍（楚靈王）、羋比（楚初王）、羋槐（楚懷王）；趙國的趙雍（武靈王）；宋國的宋偃（康王）；燕國的姬噲和子之；齊國的田地（湣王）、田建；吳國的吳諸樊、吳餘祭等。時間從紀元前六世紀到三世紀，大約是春秋後期到秦亡這段歷史時期。柏楊徹底發揮說書人的看家本領，把歷史文獻中相關的材料，融裁活用，說的全都是現代人聽得懂的話。   　　柏楊說：「嗚呼，暴君總以為酷刑和虐殺，可以根絕叛變造反，而暴君們卻往往死於叛變造反者之手。」但很少人能以史為鑑，就如同宮廷奪嫡之爭的戲碼不斷上演，連勳業彪炳的趙國武靈王（雍）皆毀於此，柏楊說「當君王的都

有點怪」，「絕對權力使人絕對糊塗」，這樣的「君王論」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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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傳》、鄭《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

為了解決聖人 皇后的問題，作者王誠御 這樣論述：

本書旨在研究《傳》、《箋》如何藉由解釋《詩經》而建構其經學思想？其建構的經學思想之整體面貌又為何？《傳》、《箋》是否只注重發揮經學思想，而罔顧文本？如果其並非全然罔顧文本，則在其建構經學思想的同時，發現並論述了《詩經》的哪些文本特質？其所認識的文本特質對其訓詁又有何影響？綜括地說，本書就是要藉由現存唯一部完整的漢代《詩經》注解，來展示《詩》如何被漢代訓詁學家建構成「經」，而在其被建構成「經」的同時，又開啟了哪些可能性？針對上述問題，本書嘗試提出《傳》與《箋》的訓詁中，其實存在兩個相輔相成的觀念與方法：「經學建構」、「文本意識」，這兩個概念是後設地建立在以下觀點而提出的：首先，應該重視訓詁中蘊

含思想此一命題，並藉此重新觀察學術、思想史。其次，不合文義或錯誤的訓詁並非一無意義，反而可藉此探究訓詁學家不惜違啎文義也要闡發的經學思想。故「經學建構」意味「經」作為「經」的「經義」往往是有待發現的、甚至是有待於建構的，因此，嚴格地區分《傳》、《箋》之訓詁是否合於文本義，凡不合之處，大多可以視為《傳》、《箋》的「經學建構」，而合於文本的部分，也可以分辨出《傳》、《箋》所新增的經學觀念，據此，便可描寫出《傳》、《箋》藉由解釋《詩經》所建構之經學思想的整體面貌；而「文本意識」則旨在描述相較於《傳》、《箋》建構經義時，種種違背文本意義的建構之外，或指認《詩經》文本性質的論述，或根據文本的性質來闡發《

詩》義的自覺。並且進一步將此二概念加以推衍，也可以作為重新觀察中國經學史消長演替的一個視角：時代越晚，經學家的「文本意識」就愈發強烈，於是如何合理地在文本結構中闡發、傳承既有的深刻經學義理，便成為後來者任重道遠的新問題。本書除了緒論、結論以外，共分五章，前三章依次從經學、訓詁學與文獻學等方面，對《詩序》、《傳》、《箋》進行討論，嘗試較完整地理解其成書歷程、體例對其訓詁、解經觀念的影響，奠定後二章重新論證其「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的基礎。第四章，討論《傳》、《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主體部分以疏解其訓詁例證組成，並全面展示了《傳》、《箋》藉由訓詁所建構的經學思想之面貌。第五章，討論《傳》、《箋》

訓詁中的「文本意識」，主要由訓詁例證的疏解組成，探討了《傳》、《箋》在訓詁中，對《詩經》文本特質的論述，以及「文本意識」對其訓詁的影響。

沉思錄，讀了一百年還要再讀一百年的書

為了解決聖人 皇后的問題，作者MarcusAurelius 這樣論述：

　　這部鉅著是古羅馬皇帝奧理略自我反省與心靈探索的精華，是他對人類有史以來所進行的最偉大的心靈交流記錄。他是一個比他的帝國更完美的人，然而，他的勤奮工作並沒有挽救古羅馬，但是他的《沉思錄》卻成為西方歷史上最感人的偉大名著。 　　透過樸素而又發人深省的睿智話語 　　讀《沉思錄》可以吸取先賢的智慧，感悟反省。 　　讓《沉思錄》洗滌沾滿塵埃的心靈，引領人生。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品之一，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英國前首相布雷爾，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等國際領導人都在看的枕邊書。 　　本書共分12卷，所談論的思想中心為：生活圈的品質、人只能活在當下、別讓肉體

控制靈魂、不要盲目行動、思想滋養心靈、生命的果實、從大自然汲取偉大力量、不做愚昧之事、鞭策自己、做一個有價值的人、用最好的方式生活等人生重要主題。 　　這部不朽鉅著是馬可·奧里略一份對人類有史以來所進行的最偉大的自我心靈交流的記錄。他是一個比他的帝國更完美的人，然而，他的勤奮工作最終並沒有能夠挽救古羅馬，但是他的《沉思錄》卻成為西方歷史上最感人的偉大名著。 　　原版原味 最新譯著　                                       　 本書特色 　　讀《沉思錄》可以吸取先賢的智慧，感悟反省。 　　讓《沉思錄》洗滌沾滿塵埃的心靈，引領人生。  

明代王直（1379-1462）研究

為了解決聖人 皇后的問題，作者林家維 這樣論述：

王直（1379-1462）為明代永樂朝至天順初的政治人物，仕至吏部尚書。王直出生於文學、舉業興盛的江西。祖父、叔祖和父親的言傳身教與任官經歷，培育王直謹慎嚴肅的性格，堅定他求學仕宦的志向。王家與其他泰和故家大族的士人，通過聯姻、交友、師從關係親近，成為王直青少年時求學與交往的對象，文風受到薰陶而帶有地方特色，即是符合成祖的喜好與臺閣特色的雅正文風；世家間交錯複雜的關係，也形成王直日後的官場人脈。明初政治動盪，使江西籍官員數量與勢力增長。成祖於首科大量取士，使王直舉進士後，同年與同鄉官員甚多，得迅速融入官場、擴張人脈。王直登科後進入翰林院，以文學見長，勤奮不懈，表現優秀，加上與館閣官員同鄉、姻

親或父祖往來之情，使他受到器重、獲得擢升且參與要事：召入內閣書寫機密文字、充任東宮監國、扈從成祖北巡、與修《太祖實錄》等。王直又以東宮官輔導太子，在洪熙、宣德朝得以文才受到肯定，維持永樂朝的政治優勢，屢參與科舉主考、擔任庶吉士館師與經講官。這讓王直與新科官員有師生情誼，使人脈網絡遍布內外。儘管翰林院職掌被內閣取代而地位下降，王直卻隨著內閣權勢增長而上升，資歷的增長後更成為翰林院名聲與地位居首者。王直未能獲得楊士奇等閣臣的推薦入閣，改調為禮部侍郎，後擢陞為吏部尚書。正統朝時，保舉用人逐漸受到限制，削弱內閣侵奪吏部銓選的權力，也提昇王直與吏部的權勢和地位；但英宗與宦官對進退用人的干涉，使王直受到言

官彈劾與侍郎牽制。王直端謹持重、廉慎自守，獲得用人公平的讚譽，成為朝中素有德望的累朝老臣。三楊逝世後，王直於朝中擁有超越新閣臣的政治地位，率領群臣上奏諫止親征。英宗御駕蒙塵後，王直以其性格操守和權勢地位，推動冊立太子、郕王監國、推舉兵部尚書于謙等人才，因應國變，安定局勢。隨著戰況變動，王直雖明瞭景帝對英宗的顧忌，仍頻繁上奏勸諫遣使、議和與迎復太上皇。王直雖屢得封贈、恩賞，卻不得景帝信重，建言多不被採納。景帝拔擢藩邸舊臣等官員，牽制王直在吏部的權勢，也使吏部堂上官超額；王直年過七十、老病影響朝參卻仍未致仕的情形，更受到輿論抨擊、言官彈劾。王直的權勢、地位與名望下降，使他無法請求遣使、影響易儲、勸

諫復儲，只得屢屢乞休以表達政治理念。景帝留任王直，也凸顯他擁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與聲望。王直以他在景泰朝的表現，得成為英宗復辟後，少數享受恩禮優待且安然致仕的重臣，保有良好的名聲；且在逝世後獲得當代少見的禮遇，尤其是王直的諡號「文端」、議諡與誥勑，體現英宗肯定王直的性格與表現。官方評價之外，王直也藉著他僚屬、後輩與子孫，撰寫文章、刊刻著述，不斷累積品行、用人、文學各方面的正面形象，維繫良好的聲望與評價。但英宗對景泰朝政治的顧忌與粉飾，當時士人多避諱不言，王直又無須子孫爭取平反，使他缺乏在易儲表現的記載。隨著時代與品評觀點的變化，明代中後期的私家著述轉而探討景泰君臣的易儲表現，遂有輿論批評王直在易

儲持之不堅。王直仕宦的時期，適逢明廷政局動盪，對朝政與局勢影響深遠，得以反映明代由前期興盛轉向中期勢衰的局勢變化。王直卻能從中安然的功成身退，凸顯他仕宦表現、為人處事的特殊性，尤其諡號「文端」更是點出他的人格特質與仕途表現。王直的政治經歷與事件中的表現，不僅彰顯他的政治地位，也得體現中央權力機構之間：皇帝、內閣與六部之間，權勢與制度的互動關係。王直任職吏部尚書時，雖重視他人的建議與推薦，並未堅持只由吏部進退用人，皇權、閣權和宦權得介入吏部事務，但王直作為吏部尚書擁有相當高的干涉權力，使吏部不至於淪為附庸的辦事機構，而能發揮應有的體制作用，對於官員任用政策的延續與平穩發展有極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