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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延祚醫學全書

為了解決遼寧 錦州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本書介紹了清代末年遼寧名醫徐延祚的所有著作。 　　徐延祚為遼寧名醫，自幼棄儒就醫，鑽研其道者數十年，精通內、外、婦、兒多科雜病，供職太醫院。   　　先後編寫了鐵如意軒醫書四種，包括《醫粹精言》四卷，《醫意》二卷，《醫意內景圖說》（又名《醫意臟腑圖說》）二卷，《醫醫瑣言》（續說一卷）二卷等。   　　書中內容涉及醫學倫理，各家學說，名醫論述，醫書名著，養生調息，防病未治，醫德養性，學習讀書，藥性藥味，炮炙服法，相畏相惡，名方驗方，臨症經驗，用藥心得，古方變通，醫案醫話，病因證名，六經辨證，瘟疫防治，診脈辨證，外治諸法，及臟府解剖，經絡循經，針灸砭石，導引按摩等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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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時期契丹、女真與唐兀的興學

為了解決遼寧 錦州的問題，作者周睿立 這樣論述：

13 世紀，蒙古結束近古中國政權林立的局面，契丹、女真與唐兀（西夏遺 民）並沒有隨著原本國家的覆滅而消失於史籍。本文選擇興學作為觀察三族在蒙 元時期生活的切入點，不僅在於探討三族興學方式，更分析其興學的動機及背後 反映的社會情境。無論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還是漢族建立的宋朝，興學都被認為是實現治世 的善政，因此直至國家滅亡的前一刻仍沒有放棄興學的理想，在金朝的晚期，契 丹與女真更是在興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待至蒙古入主中原，地方上湧現一股 崇儒興學的風氣，契丹、女真與唐兀也沿用傳統漢地的興學手段參與其中。不過 三者在興學的時間與地域分佈、興學者的仕宦身份皆有所不同，這反映出三族在 進入蒙元時代

過程的差異及之後三族社會地位的轉變。另一方面，三族的興學豐 富了元代多族士人社會的面向，本文分別藉由六位興學表現突出的契丹、女真、 唐兀人，在關照地方社會的同時，審視興辦學校對三族興學者自身及對地方社會 的意義。透過本文論述，得以瞭解蒙元百餘年間契丹、女真與唐兀的興學情況，知曉 政權交替之際的局勢及後續元代的社會特質與三族興學的變化趨勢的關係，並探 知契丹、女真與唐兀在蒙元時代的處境與文化心態。關鍵詞： 蒙元、族群身份、地方社會、儒學校、公共事業、多族士人文化圈

崇德至順治年間中朝詩歌交流系年（1636-1661年）

為了解決遼寧 錦州的問題，作者谷小溪 這樣論述：

谷小溪（1984-）   遼寧錦州人，201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2016年參加工作，現為遼寧工業大學文化傳媒學院講師。多年來從事古代文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主持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清代前期中朝詩歌交流編年史（1636-1736）——以《燕行錄》為中心”、2017年度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專案“《燕行錄》與清代前期遼寧地域文化研究（1637—1736）”、2016年度遼寧省教育廳社科基金項目“清代前期朝鮮燕行錄文獻研究（1637-1736）”、2016年度遼寧工業大學人才基金項目“清代前期燕行錄文獻研究”，參與2014年度國家社科重大專案“中朝三千年詩歌交流

系年”，發表相關領域論文20餘篇。 田紅（1979-）   遼寧錦州人，2008年畢業於遼寧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遼寧工業大學文化傳媒學院大學語文教研室主任。多年來從事古代文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參與縱向課題5項，發表相關領域論文10餘篇。   第一章 崇德時期中朝詩歌交流系年（1636-1643年） 崇德元年（1636年，丙子） 崇德二年（1637年，丁醜） 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 崇德四年（1639年，己卯） 崇德五年（1640年，庚辰） 崇德六年（1641年，辛巳） 崇德七年（1642年，壬午） 崇德八年（1643年，癸未） 第二章 順治時期中朝詩歌交

流系年（1644-1661年） 順治元年（1644年，甲申） 順治二年（1645年，乙酉） 順治三年（1646年，丙戌） 順治四年（1647年，丁亥） 順治五年（1648年，戊子） 順治六年（1649年，己醜） 順治七年（1650年，庚寅） 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 順治九年（1652年，壬辰） 順治十年（1653年，癸巳） 順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 順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 順治十三年（1656年，丙申） 順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 順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 順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 順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 順治十八年（1661年，辛醜） 附錄一 洪

大容《湛軒燕記·路程》 附錄二 清崇德至順治時期朝鮮燕行使臣年表 附錄三 清崇德至順治時期《燕行錄》一覽表 附錄四 徵引書目

六朝荊揚對立格局再探

為了解決遼寧 錦州的問題，作者蘇祐慶 這樣論述：

　　二十世紀探討荊揚之爭課題時，學界傾向聚焦在東晉門閥政治的觀點上，致使「荊揚對立」成為描述長江中、下游兩大政治力量的傾軋的專有名詞。近十餘年來，後輩學者嘗試超越固有視野框架，將荊揚對立格局導向地方軍政的脈絡中，並且拉長觀察的時間跨度，往後推移貫穿南朝歷史。本文依循此研究思維，將時代斷限上溯至後漢三國，企圖由行政區劃角度切入，後論及軍政、統治決策與其他社會面向，希望能重新模塑出六朝的荊揚互動關係。　　首先，兩漢荊、揚刺史部在疆域的劃置與分配上，具有高度南北發展不均的特質。漢末三國由於南北爭衡的背景因素，固有的州政中心成為軍事前線，長江兩側形成複數據點牽制的態勢，改寫過去州治的一元領導模式。爾

後，東吳統合荊揚二州為一政治實體，對於原先漢代的格局進行調和，當朝的立國經驗遂為後續王朝所借鏡，而其建樹亦成為渠等良好的基石。　　傳統上將王敦之亂概括為荊州世族的反動，忽略了江州建置予江左政局的影響，時武昌、尋陽兩大長江重鎮皆為江州轄區，對處於下游三吳地區的晉廷形成壓迫之勢，此乃原荊揚二州中間地帶獨立劃分後，均勢平衡崩壞的關鍵。中後期桓氏盤據長江中游，荊揚對立格局儼然成形，惟各時期荊州對朝廷態度不一，有仗勢要脅者，有合作禦外者，更有恃強篡代者。此處涉及中央皇權與地方軍權的協調和碰撞，文中將特別分析之。　　宋武帝平桓楚代東晉，對地方州郡有諸多更張舉措，卻無可扭轉荊揚對立的慣性趨勢。孝武朝荊州裂解

，固有軍政板塊遭到分化，南朝依傍長江的多元制衡形勢日益鮮明。後三國時期西魏併襄樊，扶植西梁於江陵，可視為傳統荊州板圖崩解的指標，又王琳附齊於湘郢之間，長江沿線成為三方角逐的舞台。此階段北方政權將影響力觸及長江，卻依然得由荊揚對立的角度進行審視。　　綜合以上，荊揚對立格局初始基於行政區劃上的因襲，導致諸多摩擦，在六朝時期經過不斷的調整分化，企圖達成複數核心的區域均勢。廣義的荊揚之爭，富有漢文明在長江南岸逐步紮根的積極意義，同時被理解為王朝內部最主要的均勢制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