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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廊遇見哥倫布 世界名畫中的大航海

為了解決關東路197號的問題，作者梁二平 這樣論述：

　　本書選取140 幅涉及大航海的珍貴名畫，「以圖證史」「以史論畫」，共同見證大航海的歷史圖景：最初的海權之爭、誰來經緯地球、新海港與新海商、東瓷西來、列强的海上争夺战、尋找北冰洋通道與南方大陸、沾光大航海的科學巨人、藝術在東方、西儒東來與東儒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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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草書‧凡例》疏解

為了解決關東路197號的問題，作者陳宜宏 這樣論述：

于右任（1879-1964）基於時代所需，窮畢生之力推廣草書，面對草書形構繁雜的現象，他企圖以〈凡例〉為綱領、〈標準草書千字文〉做為字例，來為草書「立定標準形構」，讓學習者能夠有一條明確、有效率的學習進路，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讀得懂、寫得出草書；進而改善漢字（楷書）書寫費時的狀況，以節省時間。　　然而《標準草書》所建構的學習模式，依舊採取「記憶形構」之習草方式。這樣的模式對於學習者來說，並未解決學習草書時，那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況；草書並沒有因為他的推廣而普及成通行天下的手寫體。　　其實草書的變化有理可循。學習者只要掌握變化的邏輯，面對草書時，無論形構如何紛亂，都能夠「知其理、明其變

」，並且能識、能寫、能合理運用草化邏輯來變化字形。　　因此，本文嘗試藉由疏解《標準草書．凡例》入手，希望能讓學人在選擇《標準草書》作為草書教材時，除了記憶標準形構之外，亦藉由理解各個形構的來源及其草化原理，以及標準形構所存在的不合理之處，作為學習參照點。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作為本文架構之說明。第二章〈《標準草書》的體例與修訂歷程〉說明《標準草書》全書的編撰體例、各版本間的修訂歷程以及〈凡例〉在本書中的重要性，使讀者對《標準草書》有一定的認識。第三章〈部首、代表符號與草書簡化原則〉先行疏解〈通例〉，以確立《標準草書》的草書標準所在；而後從〈雜例〉的疏解來分析隱藏在《標準草書》背後的「

草書簡化原則」；最後則說明這套「草書簡化原則」其實暗合於歷代草書教材共築而成的學習模式。第四章〈分例六十四字符疏證〉中，將以「草書簡化原則」為主，輔以〈通例〉、〈雜例〉，來疏解〈分例〉中的64個代表符號，並提出筆者的看法供讀者參考。第五章〈結論〉總結本文研究

華杉講透《資治通鑒》8

為了解決關東路197號的問題，作者華杉 這樣論述：

《資治通鑒》一共寫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的“超級案例集”。 　　 本書用“通篇大白話”讓你輕鬆讀懂《資治通鑒》的故事，並用深刻的“華杉講透”點評，讓你領悟歷史背後的古人智慧。   董卓失去民心：管理要過程導向，而不是結果導向 【歷史事件】初平元年，董卓準備討伐身在山東的袁紹。當大軍途徑陽城的時候，正趕上鄉民祭祀集會，軍隊將手無寸鐵的鄉民當作袁紹士兵大肆屠殺，並搶奪婦女，高歌回洛陽，報告說破賊大捷。董卓大喜，下令將人頭火化，婦女賞賜給士兵們為婢妾。 　　 【華杉講透】這就是“KPI屠殺”，在我們的企業裡面，與之性質相同、程度不同的事情比比皆是。如果老闆一心要

結果，下屬就會以你意想不到的路徑和根本無法承受的代價，把結果交上來。所以管理要過程導向，而不要結果導向。管理過程，接受結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就是正道。   袁紹的失敗：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是聽話　　 【歷史事件】建安五年，曹操帶兵征討劉備。田豐建議袁紹趁曹操交戰之時，攻擊其後，但袁紹不聽。待曹操擊破劉備之後，袁紹準備進軍，田豐進諫反對出兵，結果被關進監獄。隨後官渡之戰大敗，袁紹認為自己定會被田豐恥笑，於是殺了田豐。 　　 【華杉講透】剛愎自用，這是領導者的一大性格缺陷，因為領導的關鍵是用人，而不是自用。袁紹自己嫉賢妒能，他手下沒本事的人也嫉賢妒能，賢能之人在他陣營中都混不下去，這就形成一種

逆淘汰的環境，賢能的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殺。君子樂意直接拿別人的思想來用，不表現自己的思想。君子，就是領導者，對於領導者來說，*重要的品質就是要聽話。   曹操厚賞下屬：想賺錢，先分錢 【歷史事件】烏桓之戰險勝之後，曹操賞賜所有進諫者，並囑咐左右下屬一定要多提出不同意見，此外還厚賞了大將田疇，但遭到了田疇的拒絕。之後曹操兵敗赤壁，後悔之前接受了田疇對封侯的辭讓，於是再次將以前決定的爵位封給田疇。   【華杉講透】封賞的本質，是一個對後來者的刺激信號，刺激信號越強，行為反射越大。田疇如果得到封賞，這個信號說不定就刺激出一個“江東田疇”來。“想賺錢，先分錢”，你不能跟兄弟們說，等打下江山，我分給大家！

而是先分好，然後才去打。烏桓之戰之後的封賞，就是赤壁之戰的“先分錢”，讓天下人都看明白，這樣說不定什麼地方就有英雄冒出來。

2000年後台灣小說的語言政治： 以《文藝春秋》、《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等路》為例

為了解決關東路197號的問題，作者朱喆晨 這樣論述：

本研究關注2000年後出版之四部台灣當代小說《文藝春秋》（2017）、《哀豔是童年》（2006）、《太陽的血是黑的》（2011）、《等路》（2018）中的語言政治，探問蘊含在文學、語言之中的「國族」、「性別」、「階級」面向，檢視語言何以被塑造為控制、支配社會與文化階序的工具。第一章「導論」討論台灣現代化後的語言變化。曾經是日本殖民地、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反共基地的台灣，在兩次國語政策下，國民接收了政府建構的國族想像，也是台灣初次接觸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語言。本研究則觀察到後代文學作者再藉著各種身分、階級、成長環境與性別的角色，重現台灣語言的歷史與內裡的政治性，開展屬於自己的語言史觀。第二章聚焦分析

《文藝春秋》中呈現的「歷史／語言史重構」。透過文學重構的語言史，讓讀者也能假託角色與文字，再思語言為何得以左右人與社會的意識形態養成，以此探究國族意識和語言是否必然不可分割。第三章則以《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兩部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為分析主軸，討論性別化的語言政治。本章凸顯的命題是社會既定的性別框架與威權力量的箝制如何滲透到語言內，而女性的語言經驗如何揭露日常語言中的歧視與不公。第四章以《等路》的口音和國語正音議題切入，深究口音歧視何以形成。國語「正音」的迷思如何體現語言資源分配不均，「口音」如何展現隱匿在語言背後的權力結構，同時隱含了人對於社經地位的期待與偏見，更彰顯城市和鄉間的資源差

異，是本章分析重點。本研究認為，語言政策與主流歷史只反映了語言政治的部分面向，而經由文學作品的重構，我們得以看見中、台、日、英四種語言的權力結構與形象流變，讀者亦能借助不同作品的參照，看見屬於新一代作家的文學史觀，以及從當代視角回望並歷史化語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