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總統府秘書長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訂位、菜單、價格優惠和問答集

偽裝的改革者：破解鄧小平和蔣經國神話

為了解決2020總統府秘書長的問題，作者余杰 這樣論述：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NO！ 蔣經國建設台灣、啟動台灣的民主歷程？NO！ 兩岸知識界的最大神話 被余杰無情犀利破解──   當習近平否定鄧小平、當蔡英文肯定蔣經國？ 剝洋蔥般層層地剝去鄧小平與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揭露兩人作為獨裁者、屠夫和黨棍的真相   　　在台灣，「蔣經國神話」始終揮之不去；在中國，「鄧小平神話」更是雲山霧罩；在海外華語圈及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媒體和學術界，這兩種神話更是彼此交織，剪不斷理還亂。   　　華語知識界大多已經否定了毛澤東和蔣介石，卻同時把鄧小平和蔣經國兩位獨裁者的政治繼承人定義為「改革者」。鄧小平一手主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出全球經濟奇蹟。蔣經國

則推動十大建設，解除黨禁、報禁，把台灣帶入民主體制。   　　2018年，《美麗島電子報》公布《2018年六月國政民調》，其中一題是「您認為在以下這幾位總統任內，哪一位最能夠堅持或是代表台灣價值？」。結果，蔣經國排序第一，其支持度高於直選產生的後四位總統的支持度總和。2020年，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顯示，針對蔣經國的評價，有高達84.8%打出及格以上的分數，只有5.7%打出低於60分不及格的分數。   　　在今天的中國與台灣，鄧小平和蔣經國政治神性依舊。而本書認為這是華語世界最巨大的神話和最可怕的迷思。作者余杰別出新意地把鄧小平和蔣經國放在一起比較分析，挑戰傅高義（Ezra Feivel Vog

el）的《鄧小平時代》和陶涵（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這類讓華語知識分子以為有西方背書、貌似客觀的歷史定論。   　　余杰指出，鄧小平和蔣經國共同的政治本質是：   　　●都留學蘇聯，都是不同程度的史達林主義者和平庸的黨棍。 　　●都是不穿軍裝的軍人，都沿用蘇聯的政工和政戰制度，將軍隊打造成黨軍。 　　●都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獨裁者，一個搞紅色恐怖，一個搞白色恐怖。 　　●都是表面上假裝親美，但骨子裡反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場制度。 　　●都喜歡搞計劃經濟和公營企業，所謂經濟起飛不過是搭上美國便車的結果。 　　●兩人所謂的改革或推動民主化，都是在美國壓力下為拯救黨國的無奈選擇，而不是出自內心

的價值和信念。   　　在本書中，余杰進一步分析了鄧、蔣的列寧式（或半列寧式）黨魁本質，闡明兩人均維護黨國體制、以黨代國，採用特務治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更具卡里斯瑪魅力、統治更有個人風格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鄧小平與蔣經國更像是官僚體系之中的「平庸黨棍」，因此也更容易被包裝形塑為「改革者」。   　　「若不破除鄧小平和蔣經國之偶像崇拜，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啟動，台灣的民主亦難以鞏固。而否定蔣經國和鄧小平的神話，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而是破除宣傳假象、還原歷史真相。」──余杰   　　本書同時也是余杰的自我反思。他寫道，在二○○六年第一次訪問台灣以前，他對台灣所知有限，讀美國學者陶涵的《蔣經國傳》，

不知道這是一本收錢寫下的歌功頌德之作；他受其影響，對蔣經國頗有好感，一直憧憬「中國的蔣經國」的出現，卻不知道鄧小平和蔣經國都不是戈巴契夫。直到此後他多次訪問台灣，得見彭明敏、林義雄、黃文雄等若干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撰寫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才如剝洋蔥般一層層地剝掉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藉由此書，余杰尤其希望破解中國自由派或民主清新派對鄧小平和蔣經國的誤解和迷戀。他之所以特別反對蔡英文出自政治考量而認為蔣經國的核心價值是「反共保台」，正是因為蔣經國的「反共」只是為了捍衛他的家天下和黨天下，並非出於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而「反共」。兩種「反共」用語雖相同，實則天壤之別。  

聯合推薦   　　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黃澎孝｜媒體人、前國大代表

2020總統府秘書長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蘇聯解體後台俄關係發展之研究（1992-2020）

為了解決2020總統府秘書長的問題，作者戴偉丞 這樣論述：

我國與俄羅斯的交往，於蘇聯解體後也漸漸地展開，而兩國的外交政策也因冷戰的結束，開始有所變化。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在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發展，我國方面包含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及蔡英文，在俄國方面則自葉爾欽、普丁以及梅德韋傑夫也因此台俄關係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因著兩國不同領導人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概念的交集當中穩定地成長。即便對俄關係、對台關係皆並非為兩國的重點推進項目，同時又因俄羅斯聯邦所簽屬的《俄羅斯聯邦與台灣關係條例》無法展開正式的、官方的互動，但仍亦步亦趨地在不同領域中擴展交流的層面以及加深互動的深度。本文旨在將台灣與俄國在蘇聯解體後，從兩國的外交政策理念當中找到交集，包括「李

登輝－葉爾欽時期」、「陳水扁－普丁時期」、「馬英九－梅、普時期」以及「蔡英文－普丁時期」，並且綜合整理雙邊在政治互動、經貿往來以及教科文交流三方面的觀察與研究。

元宇宙時代~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

為了解決2020總統府秘書長的問題，作者曾明清 這樣論述：

　　台灣第一本專門討論牙醫師職涯、牙醫未來學及其數位學習的書籍，對有意投考牙醫系的學生及其家長非常實用、對年輕牙醫師有用、對壯年牙醫師好用，讓退休牙醫師愛用，並方便一般人了解牙醫師的世界。   　　創造牙醫職涯的價值，一群人走得遠……    　　16年前，有感於數位學習之於牙醫師學習成長的重要和迫切，明清牙醫診所曾明清院長邀集台灣牙醫界的諸多先進、好友聚在一起，從發想、討論、規劃、籌備，到成立「台灣牙醫數位學習學會」，整整歷經了四年的努力，直到2010年4月盛大舉行成立大會，這個心願才算底定。當年的首開風氣之先，的確開啟了台灣牙醫界數位轉型和終身學習的新紀元。   　　成立「台灣牙醫數位學

習學會」迄今，剛好滿12年。這些年來，「數位轉型」的話題愈來愈熱門，「數位牙醫」也喊得震天價響，顯見曾明清醫歸師當年倡議數位學習的創見與遠見。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持續創新，又有新的課題和挑戰，比如，創立17年的臉書（Facebook）在2021年10月宣布將公司名稱改為「Meta」，創辦人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宣稱「從現在起，我們將會是元宇宙（Metaverse）優先，不再是臉書優先。」   　　元宇宙到底對牙醫界將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台灣的牙醫界如何善用元宇宙的概念和技術來增進醫技、服務好病患？基於這兩點，曾明清醫師就像當年大力鼓吹牙醫數位學習一樣，內心還是有

一股澆不息的熱情，忍不住想要跳出來拋磚以引玉，也因此，《元宇宙時代～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這本書誕生了。   　　誠如作者在自序中寫道：「（這本書）是我執醫四十多年的心得總結，雖說因個人學疏才淺而希望能夠起拋磚引玉的作用，但內在熊熊的熱情驅使我，抱著『願把金針度與人』的心情，一筆一劃、一字一句寫就本書。」   　　《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全書分為四篇16章：第一篇「2030後的未來牙醫」，從想像未來看現在；第二篇「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從形而下談到形而上；第三篇「牙醫師的生涯規劃」，從牙醫系剛畢業聊到已退休；第四篇「DMBA牙醫經營管理學院」，說明我創辦學院的願景和期待。

最後的附錄，包括曾明清小傳和資料來源，小傳等於向讀者自我介紹，來源的說明這本書是編著。   　　這本書的副標題「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是全書的脈絡，標題「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是全書的方法，其中的「半」堂課，則是全書精華之所在。為什麼這麼說呢？是因為作為編著者，我不希望讀者買這本書、看這本書，只是停留在讀書的階段，而是希望讀者這過這本書多想多思考。畢竟自我學習力與自我創新力，是智慧學習的根本要義。這也就是本書「半」堂課的核心精神，四堂半的「半」字，就是要把另一半交給讀者，引導讀者去開發自我的學習力和自我的創造力。   　　雖說牙醫師沒有明確的退休年齡規範，但生涯有限，職涯亦然，所以第三篇「牙

醫師的生涯規劃」，曾明清院長依年齡來區分「奠定基礎青年期」、「打造黃金壯年期」、「善用資源橘世代」和「閒情逸致退休族」等四章。在這四個不同年齡層的牙醫師當中，有共同關切的事務，也有個別不同的需求，限於篇幅，儘可能找出共通的問題、共同的話題，加以闡述，希望能給牙醫師同業一些有用的參考，他更歡迎也期待未來如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輕鬆閒談或認真探索。   　　最後一篇同樣有四章，分別是「牙醫學院的願景」、「培養專業經理人」、「青銀合作與共創」以及「創造職涯的價值」。為了實現DMBA牙醫經營管理學院的願景，我希望能培養更多更好的牙醫專業經理人、讓老醫師和年輕醫師能夠多多交流、攜手合作，然後一起創造牙醫職

涯的價值。   　　曾明清醫師畢生的最大願望就是，找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再次點燃當年催生成立「台灣牙醫數位學習學會」的熊熊熱情，用最大的決心和毅力，組一個「台灣AI智慧牙醫國家隊」（AIDD.TW）、永續舉辦「智慧牙醫師鐸獎」，整合台灣優秀傑出的廠商及人才，拓展台灣牙醫的能見度，進而在世界發光發熱，共同寫下台灣牙醫的美好篇章。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2020總統府秘書長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