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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的他者及其抵抗:公共園地與創意共用

為了解決cc0版權的問題，作者黃泰然 這樣論述：

在智慧財產的圈地浪潮下，創意共用（creative commons）被許多公共園地（public domain）的支持者認為是拯救與擴大公共園地的行動方案。一手促成創意共用的Lawrence Lessig更以為創意共用授權在技術上雖然沒有擴大公共園地，但這種展示分享的「實質公共園地」，將有助於自由文化的實現。 儘管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以智慧財產為基礎，強調作者自由選擇的創意共用授權，反而是深化了財產權的意識，從而鞏固了Lessig所反對的允准文化。 究竟，創意共用是對智慧財產的抵抗還是認同? 是促長了自由文化，還是允准文化？就此問題的回答，本文嘗試以在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中，常見的「論

述」（discourse）與「他者」（the other）的理論概念，透過批判性的歷史檢視，去看見創意共用它所抵抗與認同的對象---智慧財產論述。 本文認為透過此種取徑，我們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創意共用與智慧財產論述的關係，乃至其與過去抵抗策略的相同與差異，從而在歷史的縱深下，去思考可能的方向。 首先，本文會以英美的歷史發展為經，去探討智慧財產論述的形成過程以及其特色與作用。 本文認為自安妮法案，這個一般認為是第一個保障作者的著作權法開始，其所提示的其實是書商或者後來的資本家，如何透過環繞在「作者」形象上的論述，去正當化其就智慧財產的權利/力行使。 這些論述往往是矛盾與斷裂的，但就其服務於資

本家的利益而言，卻是必要的。 思想與表達的公共與私有的二元區分，也有同樣的功能。 而作為智慧財產的他者，公共園地則被描繪為知識的荒原，從而證立了智慧財產的必要性。 在批判性地檢視西方智慧財產論述的發展與作用後，本文將討論戰後台灣註冊審查制度的發展。此一註冊審查制度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屬於輔助性的言論管制。而訴諸智慧財產論述中私有財產權利的講法，是註冊審查制度在1985年可以改為創作取得主義的主要推力之一。 但是，智慧財產論述的移植與深化，也使得公共園地成為權利的他者，成為一個因為沒有人「所有」，所以不能被確認之訴確認存在的「荒地」；而在美國八零年代堅持將進入公共園地的「十年舊片」，重新予以

著作權保護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錄影帶業者即使感覺到他們的「權利」被侵害了，但進入法律的語言，他們只能訴諸法安定性與國法尊嚴的民族情感，反而是圈地者可以主張個人權利的保障應從新從寬。 此外，從西書翻印與電腦軟體著作權保護的兩個案例切入，我會討論「抵抗中的認同」與「認同中的抵抗」 兩種現象。 在智慧財產與公共園地的文明/原始 、 進步/落後、 開發/ 未開發、 繁榮/ 荒涼、 秩序/海盜二元對應的演化關係中，公共園地被看做落後、野蠻與原始的他者，而智慧財產則是先進、法治與現代的理想的我。 戰後台灣的一些「抵抗」論述，其成立前提反而是「認同」此一二元對應關係---主張台灣還屬「落

後」國家，因此「先進」國家如美國的法律，尚不適合台灣「國情」。 另一方面，因為智慧財產論述的內部存在著許多潛藏的矛盾與緊張。 因此，在逐漸熟悉西方智慧財產理論的台灣，也開始有論者，在「認同」智慧財產論述內的法理前提下，「抵抗」美國等西方中心國家所排定的議程。 發源於美國的創意共用授權，與智慧財產論述之間，同樣也有複雜的認同與抵抗關係。本文認為就中介人與作者的利益矛盾而言，創意共用採取的即是在「認同」作者權利下，予以拆解的「抵抗」策略；但是，此種「認同中的抵抗」，因為創意共用未從內部重新想像智慧財產，反而是複製的智慧財產論述的話語，因此很容易變質為「抵抗中的認同」，特別是在缺乏由下而上

的運動力量的台灣，更係如此。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化景觀裡互相依賴的參與式作者」（inter-dependent participative authorship in cultural landscape）的理念出發，提出「文化共用財產」（cultural common property）的概念，重新省思創意共用與資訊環保運動的定位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