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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繭與飛躍之間——論湯顯祖之心態發展歷程及其創作思維

為了解決ludens小島秀夫的問題，作者黃莘瑜 這樣論述：

湯顯祖於當代中晚明研究所踞之地位，和「尊情」或「主情」說密切相關；連帶而言，「尊情」、「主情」所以被認定為中晚明的文化潮流或特徵，湯氏絕對位居關鍵。然而值得推敲的是，即使單就《牡丹亭》來說，言其「尊情」固然可以成立，但何以如此的原由，若就湯顯祖自身書寫之文本作全面梳理，便會發現和「啟蒙」或「反傳統」觀點下情理論述的解釋存有相當距離。更何況《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這三部完成年份相當集中的作品，不論題材或風格都有很大的落差；尤其主角之「情」的表現，有著近乎相反的發展。這是否意味湯氏思想上的轉變？抑只是基於不同劇作主題的發揮？不管是用前一種或後一種方式提問，都常是把「情」當作意涵一致，且

是相對於「理」的概念來處理。然而從具體文本脈絡來分析，「情」所指涉的向度及用法，實在很難，可能也不必用單一的模式來掌握。因此拙文不打算建立或銜接任何宏觀體系，而重在由文脈的辨異和分疏，去探索湯顯祖「創作思維」和「心態發展」間的聯繫，並試圖對「情」之相關問題進行說明，進而思考文藝與性命之道間的可能關係。論題之「創作思維」，主要指焦點意識的形成、表現方式及意義脈絡，同時也包含對創作活動本身的思索；因為不只是純粹的理性運作，所以往往牽涉作者應對不同處境的「心態發展」。而「網繭」與「飛躍」的意象，則是借以表示湯顯祖由少到老始終存在，並甚為自覺的生存張力。先前學界對晚明文化的討論，往往是以明中葉後商業發

達及市鎮興起的框架為論述背景；而現今觀眾或讀者，也常是透過崑曲或明清江南出版、評點的現象，去認識湯顯祖其人及作品。但江南吳地對湯氏來說，卻是風土、聲口殊異的「他鄉」。「江右」不僅是其籍貫之所在，而且是具有密切情感聯繫，並涉及「價值」和「歸屬」的「地方」。可以說，湯氏中年後愈形清晰的生存張力，在其生命初期即已埋下伏筆。江右士人一度於明代政壇佔有重要地位；經略天下就湯氏而言，更帶有幾分成就豪俠壯舉的浪漫想像。他以俠者為典範，企圖建立自我在世界的定位；但既是將官場視為實現俠義之所在，便注定要承受權力場域不得自主的掙扎。《紫釵記》作成前後，湯氏正陷入人事構釁的低潮，因此更激發他以「直」自任的堅持並強調

「真」與「假」的辨別。相較於蔣防的＜霍小玉傳＞，《紫釵記》�堛�撓主角戀情的不是門閥，卻是權力、金錢的糾葛；反面人物的特徵也非李益的薄倖，而是盧太尉的私門壟斷。以私門壟斷取代階級門第，再以壟斷彰顯俠行的構思，應當與湯氏的政治觀點及立場緊密相關。劇中既藉由霍小玉、黃衫客等俠者，對比出異於「私門」的價值選擇；但價值選擇的行動，終究仍需靠「公家」的權勢和秩序為保證。而湯顯祖對於公」的認知，既以「分義」為前提，「分義」的制訂權又在「公家」，那麼公家之於俠者，便又牽涉「個人」和「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在價值判斷上兩者既有交集，但在自由的行使上卻也隱含齟齬。萬曆十九年湯氏向皇帝上疏受挫後，眼光不再只向外聚焦

於「君」及「天下」，心態並產生耐人尋味的變化。其由強烈冀望行俠於世，轉向尋求與世無傷。從編年的角度推斷，羅汝芳、李贄、紫柏，雖都曾給予他啟發或影響，但上疏失敗的挫折，才使其更為自覺三人在其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使他重新思考自我與世界間的關係。他頻頻採取懺悔的修辭，以獲罪謫臣兼地方官吏的身份，發表個人感悟並倡導「天性」大義的言說。但看似返向性命、時自惕厲的同時，卻也難掩傷感及對政治場域的痛切反省。同時引人注目的是，湯顯祖的創作力也在此後數年間臻至高峰。奠定其於文學史上重要地位之「四夢」，除《紫釵記》是作於萬曆十五年前後外，《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則各完成於萬曆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

年，也就是湯氏自遂昌任上棄官還鄉的最初四年間。藉由可繫年之詩文，可見尋索人生歸宿，乃是其劇作巔峰期所關切的問題。並此歸宿的探求，不止為返鄉四年間詩文的主題。從其劇作來觀察，任職南京期間寫成的《紫釵記》，「情」僅僅是烘托俠義主題的戲劇成素；至《牡丹亭》和「二夢」，才真正被突顯為戲劇整體的綱領。而這般區隔，又恰好和湯氏心態的轉折構成呼應。縱使《牡丹亭》及「二夢」，「情」皆為導引主角行動的核心；然而迥異的和詮釋觀點，也顯示出聚焦於「情」，不代表就是從特定角度賦予其堅實不移的價值。或者說，這三部戲都是以「情」為介質，呈現其在不同思想脈絡中，侔契性命之道的「幾種」可能。參照萬曆二十六至二十九年間，湯氏詩

文�奡M求歸宿的意向，既未透露重大轉變，卻也多線穿插的現象，正與此不相違逆。因此，即使肯定「情」確實為湯氏戲劇文本的關鍵詞，還需釐清其如何作為關鍵詞才有意義。經由對「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想」、「深情」與「智骨」等範疇在具體文脈中的分疏，可見湯氏對「情」的界義方式不僅多樣，並且容許矛盾。「情」既可能指向「飛躍」，也可能指向「網繭」；且無論為何，它都和「法」、「想」、「智」等相對端點都共同形成生存張力的結構。湯顯祖以戲劇之道為「人情之大竇」。「竇」在《禮記》為隱喻用法，到了湯氏筆下，雖然還是隱喻，但《牡丹亭》或「二夢」呈演的戲劇之道，重心則回到「竇」的字面意思，也就是「穴」或「

孔竅」上。換言之，隱喻乃反身指向自己。所以如此，應和「情」何以成為關鍵詞有關。湯氏對於「情」的用法，不論彰顯其穿透束縛的性質，或陷入封閉的趨力，都涉及「單一」及「多重」觀點的問題。如果說《牡丹亭》是以「似怪如妖」的現象表現「天然」，那麼「二夢」則是從凡情世俗的構成，暴露其怪誕虛妄。可以說，《牡丹亭》和「二夢」，前後選取了「情」的相對面來展演「真實」。「世界」是「單一」或「多重」？「真實」是「單一」或「多重」？「孔竅」既區隔不同的時空，也銜接相異的世界。「竇」之兩端，《牡丹亭》表現為「死」、「生」，「二夢」則展演為「夢」、「覺」。戲劇主角進入而後出之，便不再侷限於原本熟悉的「單維」時空、「一個」

世界；或者說，「情」都經由「孔竅」而獲得某種照明或轉化。這種表現型態和思考模式，正是湯氏十分特殊之處。戲劇創作就其對《易經•觀卦》�堙u觀我生」、「觀其生」的關注，不啻為推演「自我」與「世界」間諸多「可能性」又寓「道」於「樂」的場域。透過人物形象、場景意象等的經營，既使得戲劇之外的人生議題和感觸益形「可觀」；但戲劇文本又遠非作者一己順逆及相伴而來的命運感所能規範。易言之，其所謂「駘蕩淫夷」之美，就在能展現豐盈而活潑創化的生機。至於生機在何處？就「荒園」與「湖山石」的意象引申，即共同導向局限和穿越、顯和隱、死與生的辯證。而生機就何而言？從其觀點可以看出一種拆解習常，重視幽隱，並直探究竟真實的傾向

。又如何是世界的真實狀態？無論從儒、釋或道來詮釋，所對照者皆為僵化局限或趨向封閉的世故或世態。就此而言，不僅《牡丹亭》，包括《南柯記》和《邯鄲記》，都透露對遠離「真實」之世俗儒者及其觀點的批判。「戲」固然不同於「經制彝常」，但「遊戲之道」亦關乎嚴肅與神聖。他一方面由「戲神」之「創生」立論，另一方面又自「宜伶」之「抽離」成說。這與其劇作展演「情」與「真實」關係的兩重方式，恰可相互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