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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臺灣城市工業遺產保存之研究─以南港瓶蓋工廠為例

為了解決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的問題，作者蕭辰安 這樣論述：

　　隨著時代變遷，當工業生產無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而被迫停工，或是工廠因城市人口與住房需求增加而被迫遷離，使工廠失去原有的生產功能，進而導致其廠房及周邊設施閒置、荒廢，便形成所謂「工業遺產」。　　南港瓶蓋工廠位在臺北市南港區，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民營公司「國產軟木工業株式會社」，生產軟木製品及瓶蓋，二戰結束後成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轄下的「南港瓶蓋工廠」。戰後初期，工廠仍繼續生產軟木製品與瓶蓋，1960年代以後轉而只生產瓶蓋。2004年，在都市發展與營運成本的考量下，工廠的生產線與員工皆遷往桃園市龜山區，廠區自此閒置多年，後來雖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進駐經營，惟時間不長。2013年，為進行都市計畫，

南港瓶蓋工廠面臨拆除，卻也因此引發長達2年的保存爭議。最終，臺北市文化局在2015年將部分建物登錄為歷史建築。　　作為南港區少數現存的日治時期工廠，筆者以南港瓶蓋工廠為研究對象，試圖發掘工廠的歷史、文化意義及價值。本文約5萬餘字，以歷史文獻學、地理學研究為主，實地調查研究為輔，全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言；第二章探討南港瓶蓋工廠的歷史沿革，時間從1941年至2004年；第三章談論工廠空間在2010年到2013年間的再利用，以及2013年到2015年間的工廠保存爭議事件；第四章對工廠的價值進行分析；第五章為結語。